七十周年校庆专栏
我的语文老师们
——谨以此文纪念母校古田一中七十周年诞辰
我的中学生涯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年代,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作为传授知识的学校,校园环境也发生了异变:池塘不种荷不养鱼,成了稻田,大、小操场甚至犄角旮旯都种了番薯,或者成了麦地。学校在乡下还有一片农场。师生们经常的功课就是刨地开荒,种稻挖薯。
我和
倪老师原任学校教导主任,“文革”中在劫难逃,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在学校“接受劳动改造”。我们经常见到他扛着锄头、戴着竹笠在忙活的身影。他近视,看人时眯着眼睛,露出谦和的微笑,说话轻声细语的。初时,我们这些“革命小将”在他面前趾高气昂的,有着不可一世的政治优势;但他对我们总是谦和地微笑着,亲切地打招呼,令我们警觉“阶级敌人”可能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但日子一久,我们的警觉抵挡不住他那谦和的微笑,竟和他交上了“朋友”。我们每个学期都到学校农场参加劳动,却在他的严厉看管下“接受劳动改造”。比如,大热天他不允许我们下河玩耍,被发现了他会给带队教师打小报告,这使我们很郁闷。但“百密”也有“一疏”,有时,我们饥饿难捱偷挖了地里的番薯,用泥巴团了放在火里烤得喷喷香,躲进木屋里偷吃,他竟全然不知是偷来的似的,依旧眯着眼,微笑地看我们吃着。
我聆听
那是1977年底,“文革”已经结束,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从插队务农的山村返回县城,准备复习应考。学校在县文化宫大会堂为十年来荒废了学业的青年们补习文化课。一个只有千把个座位的会堂,居然挤下了三四千人,过道中,走廊里,窗台上,满满的都是;而偌大的讲台上只斜靠着一块小黑板,放着一张小课桌,显得空旷。
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异地,是他怂恿我调动回母校的。他说:“回来吧,我们一起工作。”那时,他任学校教务主任,学校教育质量居地区之首。
后来,
语文组中还有一对“父子兵”,是
那时候的语文教材,充斥着无聊透顶的政治说教,难得有一两篇好文章。平日里老师们教那些烂文章,敷衍马虎,了无情趣;但遇到好文章,就像迎来了佳节盛典,老师们都极为高兴,把课讲得天花乱坠。
游公子那时年轻潇洒,多才倜傥,遇上好文章,必定口若悬河,讲得眉飞色舞。他上鲁迅的小说《药》,给我的印象尤深。他讲华老栓“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讲康大叔“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神情毕肖,能把我们带到鲁镇丁字街的“古轩亭口”,其中的“蹩”和“攫”两字也一辈子忘不了。他没有康大叔的满脸横肉,但嚷起“包好,包好!”能让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得了痨病的小栓。他讲刑场上许多像鸭子般伸长颈项的看客,我就想起那阵子经常杀人,想起我尾随囚车到刑场看枪毙犯人的情景,很佩服他讲出了我们看客的心态。
游公子是学校的团委副书记,有一年期末,他把一摞材料交给我,要我整理团的工作总结。可那时我的家庭受“文革”冲击,我仅仅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团还是一种奢望。
我到母校任教时,
有两样东西,
李老师因其艺术才华很受学生崇拜,跟学生也很亲近,也因这艺术才华,排演了一些节目,在政治运动中受连累被冲击。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活得战战兢兢的。“文革”过后,落实政策,组织上把那些整人的黑档案交给他本人销毁。有一天,他和我谈起销毁档案这件事来,他是怎样端来火盆,拿起一份份的档案,里面有同事间互相揭发批判的文字,有自己自污自毁的检讨,往事历历在目,就这样看一份,烧一份,泪水一阵阵地涌出来。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两个眼眶都是红的。
还好这一切不堪后来都过去了。
后来,李老师兼职县政协副主席,说是兼职,因为他同时还扛着一个班的教学任务。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后,他专职政协工作,我也调离了母校。后来,他专注地方志的建设,主编了《古田县志》、《古田年鉴》、《古田一中校志》,笔耕之余,偷得闲暇,晚上还常去舞厅里舞那么几曲,他的文艺细胞使他重新焕出青春般的活力。再后来,他致力于从文化学视角研究家乡古文化,先后撰写了《蓝田引月》和《蓝田古文化》两部文化散文集。每部集子出版,他都寄赠与我,就像当初儿女成亲给我发喜帖似的。
今年春我回古田,去看望李老师。他的雅舍里那间原本兼做书房的客厅,书架上、几案旁,一摞摞的是各种书籍,还有那些书法卷轴,占据了太多的空间,虽然书香、墨香四溢,但毕竟有点逼仄了。他干脆把这空间拱手让给了四溢的书香、墨香,在客厅外的阳台上另辟了一块领地。我来到他的那块领地:阳台上围起了玻璃窗,阳台内,一方木制书桌,一张藤编靠椅,桌上一盏台灯,灯前一叠文稿。李老师就坐在书桌前的那张藤编靠椅上,对我娓娓而谈。谈老民居的保护,谈古书院的修缮,谈翠屏湖的开发,谈他的论著与楹联,也谈我的拙文。
我心想,老师儒雅如此,健朗如此,就很好!
——老师的这块阳台,飘逸着书卷气,让人神清气爽。
2013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