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毛起珠先生（农历1922.10.14-2012.4.4），福建闽清人。1950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1948年5月，父亲在协大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福清一中、长乐一中。长乐一中是当时福建省的高考红旗。他1952年9月至1964年8月在长乐一中工作，1964年8月26日奉调至古田一中。到校后，时任校长阎平找父亲谈话，希望他能发扬在长乐一中工作时的优良传统，为古田一中高考打一个翻身仗出力，也让高考红旗飘扬在古田一中上空。

  青年毛起珠先生

父亲不负阎平校长厚望，全身心扑在语文教学上，为65届高考语文大获全胜和高考翻身仗做出了贡献。他废寝忘食，循循善诱，从字、词、句入手，指导学生多读、多练各种体裁习作。他采用佳作共赏、个别辅导、耐心修改学生习作等方式，指导过关，反复巩固。在作文命题方面，他紧密结合当年抗美援越的形势，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国际形势。通过师生共同的努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同学们的写作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为当年古田一中高中毕业语文考试的作文命题为《致越南人民一封信》，这与时隔一个多月后的全国高考作文题目竟一字不差。这件事成为当时古田城关街谈巷议的一个热门话题。父亲之所以能如此“神”，一是他有多年从事高中毕业班语文教学的经验，二是他把握时代的脉搏，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当年作文的分数占高考语文总分的70%。1965年古田一中文科与考者48人，45人考取高校。在65届高中同学50周年聚会座谈会上，高三（乙）、（丙）班校友回忆起五十年前在母校的学习生活经历时，他们饮水思源，深切缅怀父亲。因为当年父亲命题的作文为他们打开了进入高等学府的大门，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父亲认为自古严教出良才，他在学校是严师，在家里是严父，他一直对子女们寄予厚望。1957年暑期，我11岁，在家乡小学读完四年级后被父亲接到身边（当时父亲任教于长乐一中）。一年后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从闽清搬到长乐。在课堂上，父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和蔼可亲。在家里，他不苟言笑，严格管教着我和弟弟、妹妹们，从不溺爱。父亲要求我们坐要有坐样，吃要有吃相。有客人一起进餐，他嘱我们如先下桌一定要对客人说“您慢吃”；有客人进门，一定要让座端茶；客人走时，一定要送到门口。他谆谆告诫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做事要认认真真，要多行善事，做个好人。

作为语文教师，他教导我：“语文是工具科，是掌握其他各科的钥匙。”父亲要我多读书，认为只有博览群书，才会融会贯通。父亲还说：“书读得既多又精，才有收获。”在父亲指导下，我从小学开始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名著，背诵了不少唐诗宋词。至今我还记得我最早背诵的有王冕的《墨梅》和陆游的《卜算子·咏梅》等诗词。“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等名句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由于父亲的调教，我的文学基础比较扎实。在长乐一中的五年中（我读高三时转学到古田一中），我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多次征文比赛，先后获得1962年全校国庆征文比赛第一名；1963年高二、高一、初三年段元旦征文比赛第一名；1963年高二年段国庆征文比赛第一名；1963年校庆征文比赛第二名。每当父亲的同事夸奖我时，父亲总是说：“学海无涯，还要努力。”这时他显出少有的慈祥，因为我知道，这时我不仅是父亲的儿子，还是他这个语文老师的弟子。

在古田一中读高三时，父亲成了我的语文老师。他和我，既是父子，又是师生。在学业上，父亲对我近于苛求。我的作文如果出现错别字，每个字要罚写100个正字，其他同学只要5个正字。父亲在每次评讲佳作时，若公布作者的名字，我写得再好，也是排名最后，而且他总是很轻声地说：“还有文灏。”严父加严师的教导，让我一生受益匪浅。

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要我报考医农类。他认为我虽然文学有基础，但还是不要读文科。父亲的愿望就是命令，“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我谨遵父命报考了医学院，并如愿以偿。1965年我被福建医学院医疗系录取。我去福州上学时，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到古田汽车站为我送行。那时从古田去福州要先乘汽车到莪洋，再转乘火车。汽车开动后，我从车窗往外看，只见父亲还站在车站门口，目送着我走向新的征途。

1965年高考结束后，时任古田一中党支部书记黄邦智与父亲商讨如何再接再厉，乘胜前进，争取1966年古田一中高考成绩更上一层楼。

正当我在福建医学院勤奋学习，父亲满怀壮志，准备让66届高中毕业班再创辉煌时，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十年浩劫中，父亲命运坎坷、历尽艰辛，几乎家破人亡。“文革”伊始，父亲就作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被打进牛棚。他被大会批斗，挂牌游街示众；他跪过玻璃渣，双侧膝盖伤痕累累；他被灌过粪尿，身心备受摧残。但他坚信苍天有眼，总会日出浮云收。在廖增翰、林韶音等老师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的白色恐怖中，父亲选择坚强地活下去。他坚信，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美。父亲不断申诉，因此惹怒了当时古田一中的“文革积极分子”们。1970年7月17日，在全校“宽严大会”上，父亲被作为“抗拒从严”的典型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三顶帽子，宣布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

父亲返乡务农34个月，仍与古田一中的“文革积极分子”们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继续不断申诉。1973年7月，他的冤案初步获得纠正，以原薪复职，分配到古田三中任教。1978年父亲调宁德师专任教。1982年4月古田县人民政府为父亲平反，恢复政治名誉，补发了无理被扣的三年多工资。1985年7月父亲恢复了中共党籍，享受地厅级高干待遇，还当选为古田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5年夏，父亲光荣离休。2012年4月22日（农历四月初四），父亲因病在宁德逝世，享年91岁。

父亲是良师。在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他待事业重如山。他辛勤耕耘，授业传道解惑，教学生如何求知，怎样做人。他爱生如子，呕心沥血，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精英。

父亲是战士。他在学生时代就加入共产党。他心胸坦荡，刚正不阿，以至在建国以后历尽种种磨难。但他坚贞不渝，刚强不屈，坚信千重阴霾终将散。他在“文革”浩劫死里逃生重返讲坛后，凭借三尺讲台继续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奋斗不息，鞠躬尽瘁，用生命之火温暖着莘莘学子的心。

父亲是好丈夫。他深爱着与自己学识悬殊的母亲（母亲未上过学）。两人相亲相爱从黑发到白发，风雨同行整整七十年，他们用忠诚、理解、关爱为世人谱写了一曲精美的歌。                      

毛起珠先生和夫人谢月仙女士

父亲逝世后，极尽哀荣。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门生故旧、同事、宗亲200多人为他送行。200多个单位和个人敬献花圈和挽联，包括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中共宁德市委、市人民政府、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叶双瑜、省人大原副主任陈营官、宁德市委书记廖小军等。

宁德师专党委高度评价父亲，指出他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投身革命，是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为福建解放事业作出贡献；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教学经验丰富，对学生严格要求，勤勤恳恳，深受学生和教师的好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积极乐观，始终坚定地拥护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爱憎分明，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待人坦荡，处事公道。他工作兢兢业业，团结同志，关心集体，以身作则，随和处事。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福建解放和教育事业。

作为曾被父亲寄予厚望的五个子女，长子是主任医师、教授，曾任宁德市人大常委；小女儿已成长为省直机关副厅级领导干部；次子、长女、次女因生不逢时，都在企业工作。

父亲逝世已四年多，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在我眼前浮现，他的谆谆教诲也不时在我耳边回响。逝者虽已矣，生者当有为。作为他的子女，我们一定会牢记父亲生前的教诲，传承中华美德，在各自岗位上尽心尽责，这是对父亲最好的缅怀。

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毛文灏，传主长子，古田一中高中1965届校友，宁德市医院内科主任医师，福建医科大学内科学教授，曾任宁德市人大常委。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