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黄星海先生离开我已经25年了。每当我回想起我的父亲，他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不苟言笑，眉宇间凝聚着坚毅执着的神色，对党忠诚，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对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对朋友肝胆相照，对学生关怀备致，对妻儿关爱有加。我时常感叹父亲一生坎坷，过早离开我们，未能享受晚年幸福生活，并因之倍感痛心！我也时常听到人们用充满崇敬和感激的话语谈论我的父亲，并因之倍感自豪！ 

黄星海先生和夫人钟茂琛女士

我十分感谢古田一中为编写校史资料而邀请我整理父亲的生平资料，给我一次感怀父亲的机会。我对父亲的印象大体上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一生坎坷无怨无悔

我的父亲生于1928年12月23日。建国前参加地下游击队，土改时任德化县第二区副区长。正当他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之际，组织上考虑他有永安师范毕业的文凭，要调他到教育部门任职以充实当时相对薄弱的师资力量。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于1953年调到古田一中任政治辅导员兼政治教员。1955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他辗转于古田一中和古田四中，一直为教育事业而奋斗，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按照常理，以父亲的资历，到教育行政部门肯定会受到重用，可他一辈子始终坚持教学第一线。由于性情刚烈，嫉恶如仇，经常直言犯上，在屡次政治运动中屡遭打击。1957年，他因对当时学校领导粗野的工作作风提意见，险些被打成“右派”，落下个“右倾”的头衔。“文革”时期，由于对林彪“四人帮”乱党祸国的言行看不惯，他在运动后期被划为站错队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直至关进牛棚，下放到校办农场劳动改造，后又被调到古田四中任教。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由于反对原校长生活作风败坏和一手遮天，并对打倒邓小平的做法有异议，他又遭到不公正批判，甚至牵连到我的身上。因我当时对这场运动及对组织古田四中开展运动的领导有看法，而署名写了一篇对这场运动和当时的学校领导公报私仇不满意见的大字报，于是被批斗，还要我承认错误并交待这张大字报的所谓幕后主使。我当时很惶恐，感到十分不理解，便硬顶着不屈服。我记得当时父亲找我谈心，对我说：“我以一个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的经验告诉你，做人要正直不阿，不要随风倒，更不能乱诬陷好人。”同时，他劝我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不要灰心丧气，也不要硬顶，历史最终会还我清白。那年我高中毕业，正好我母亲退休，我是独子，按政策我可以补员在古田四中工作，但教育局却把我安排在古田大甲小学任教。我很不情愿。这时父亲告诫我：“去小学任教，是适合你的学历和知识水平的，虽然人称大甲为古田的西伯利亚，但那里正好远离是非之地，而且那里教育落后，正需要你到那里工作。”从这两次教导中，我读出了父亲的忠诚、正直和智慧，他确实是值得我景仰和学习的好父亲!

二、刻苦钻研提高业务 关爱学生教书育人

我父亲虽然是师范科班出身，具备了教师的基本功，但在古田一中担任政治和历史两科的教员时，他仍感到专业知识的欠缺和教学水平有待提高。几十年来，他博览群书，不懈探索课堂教学艺术。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书架上总是摆满了政治和历史等图书。有时我半夜醒来，看到父亲还在伏案看书备课。因此，在短短的几年内，他就具备了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教学水平日益提高，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课。我记得每当高考成绩公布时，他常常回到家里兴高采烈地说，他所教的政治和历史两科在这次高考中都取得了好成绩。

1965年7月高三丙支部团员合影，前排右一为黄星海先生。

他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关心甚至超过对我的关注。记得小时候，我喜欢的玩具，父亲很少给我买；我在学习上遇到了难题，向他请教时，他常常让我找母亲帮助。但他对学生却是有求必应，经常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经常晚上下班辅导学生。

所有他教过的学生，无不崇拜他渊博的学问和高尚的品德。从我记事起，每年都有许多从全国各地回乡探亲的学生来到我家，与我父亲重叙旧情。每当看到学生前来拜访，我父亲就一改平时板着的面孔，笑逐颜开，师生之间相谈甚欢。每每看到这些感人场景，我心中便会油然升起对教师职业的向往，对父亲的崇敬之情！

三、公道正派热心助人 嫉恶如仇一身正气

我父亲不仅是一位好老师，而且是一个公道正派热心助人的好领导。父亲曾担任过古田一中工会主席、古田四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古田一中党支部书记、副校长等职务。在这些岗位上，他始终如一地廉洁自律，不谋私利，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为人耿直，对上不搞阿谀奉承，对下不搞亲亲疏疏，平等待人，不搞派别，不搞打击报复，注意与人为善，能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特别注意团结持不同意见和曾反对过他、打击过他的同志一道工作。当他于文革后重回古田一中时，一些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老师，在思想上有些顾虑，怕受报复。可我父亲能很好地团结他们，关心他们。在提薪提职方面，在生活上和工作上都给他们热情帮助和支持。这些老师深受感动，都异口同声地说：“黄书记真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后来这些老师都成为他的好朋友、知心人。

黄星海先生一家摄于1959年11月

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是“文革”后期古田一中有个老师被清理回家，他曾给我父亲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他回乡后难以谋生，生活极度困难，还欠了别人一大笔债，现在债主上门讨债，实在是走投无路，请求我父亲给予经济上的帮助。这位老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也是我非常熟悉的忘年交。父亲在一次吃饭时对我说：“写信的这位叔叔现在生活无着，正在饿肚子，还欠下一屁股债，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以后我们要节省一些，凑些钱寄给他，让他渡过难关。”当时就给他寄去300元钱，此后，每个月都定期给他寄去生活费，一直到他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为止。我记得当时我父母工资在古田算是较高的，但我父母双方都要供养亲戚家庭的开支。（我父亲小时因李姓家庭极度困难，被卖到黄家，养母死后养父又娶了后妈，后妈在养父死后又与一个木匠搭伙过日子，生活很困难。我父亲虽然与这对“家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从道义上讲也没有赡养的责任和义务，但还是每月给他们寄去生活费。我外公一家9口人，舅舅没有固定工作，靠拉板车养活一大家子，生活极度困难，也要靠我母亲每月给予周济。）资助这两个家庭的费用几乎占了我们家庭收入的一半，而此时还要寄钱给这位老师，导致了我们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正如常言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全家在过着清苦日子的同时仍感到其乐融融。

二是我的母亲钟茂琛女士在文革期间遭人揭发，说她把印有毛主席肖像的报纸垫在座位上，是对领袖的大不敬，被无端关了两年半，我也成了反革命家属而倍受欺辱，连正常的上学机会都被剥夺了。我曾问我父母这是谁揭发的，父亲始终没有向我透露。父亲还对我说：“在当时的情形下，大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我们不能去记恨人家。”当父亲从古田四中调回古田一中任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时，一些当年曾反对过、打击过我父母的老师见到我们时表现出惶恐的神情，而我父亲见到他们时却表现出一贯的大度和亲切，他们渐渐地彼此消除了隔阂。后来这些老师大都成了我们家的莫逆之交。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公道正派、乐于助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良好品德是为人处事之根本！

我父亲一生坚持原则，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忠诚，言行一致，讲真话，不讲假话，支持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不搞明哲保身。因坚持原则曾多次招致个人利益的损失他也在所不惜，仍矢志不渝，不搞和稀泥。他身上洋溢着一股浩然正气，从不向错误和邪恶势力低头。遗憾的是，在离休半年之前，他竟然被撤销了副校长的职务。我父亲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言谈，他没有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只是整天闷在家里，因而健康受到极大损害，1989年8月份离休后便病倒。我钦佩父亲疾恶如仇、刚直不阿的高风亮节，又痛心其晚年的不幸遭遇。

四、抗击病魔顽强坚忍 关爱家人情深谊重

我父亲于1989年8月发病，症状是发高烧，全身疼痛，同时皮肤出现红色硬斑，发烧时间约一星期，后来病情好转，过了一个月又出现反复，便请古田医院主任医师会诊，医生说这个病例未曾见过。在古田公费医疗门诊部治疗两星期无效后，父亲于11月转到福建医大附一医院治疗，经检查认为是风湿病，同时又发现糖尿病。在榕住院两个月时间，每月照样发病，病情未见好转。父亲处处为国家着想，认为把福州治疗方案带回古田治疗可以节省国家许多费用，于是在1990年1月份出院回家。回古田后就在家中吃药，同时自费购买一些单方药物配合治疗，但病情还是毫无减轻。到4月份，只好到宁德二院治疗。经检查，认为是皮肌炎。在二院住院两个月，认为没有什么新的病灶发现，就又回古田治疗。当时体质还好，还会起床活动。到了9月份，病情加剧，每两星期发病一次，每次发烧时便不省人事，所以又到古田医院住院治疗一个月。医院用尽各种手段，无法治疗，便建议转院福州。因我在宁德工作，为了方便起见，他不去福州住院，于10月份又回到宁德地区二院住院。这次是由当时内科主任医师黄康健负责治疗。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对我父亲精心检查和治疗。后来经反复检查发现血液有毛病，遂请福州血液病专家来宁德会诊，最终检查出是白血病。当时有人建议去上海治疗。他处处为国家着想，拒绝赴沪治疗。在治疗中他认为自己因病花了国家很多钱，心中常常感到不安。他说：“我多想病情减轻些回家治疗，多为国家节省一些钱啊！”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他在病中还表现出坚强意志和顽强的作风。虽然有我和母亲日夜侍奉在旁，他却尽量减轻家属负担。在全身疼痛，无法下蹲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自己上厕所，站不起来时，双手抱住水管支撑身体。我们只好在厕所外面等待。在体瘦如柴情况下，他还坚持下地行走，说是：“我要锻炼，否则以后怎么能行走？”我们实在不忍心违背他的意愿，也只好扶他下地行走。病情到晚期时，经常口腔粘膜、皮下出血，有时血尿，有时肠内出血。在口腔出血时，还坚持自己吐痰，实在令人钦佩至极！在他被确诊为白血病，各种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我曾向父母和医生提出抽取我的骨髓进行移植的建议，当时医生认为国内骨髓移植的治疗方案尚不成熟，子女的骨髓也未必能配对，而且对捐献者的身体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害。我父亲坚决不同意，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不能因为我让他受到伤害。”我对自己未能坚持挽救父亲的生命作最后努力，至今仍感到遗憾和愧疚！

黄星海先生一家在古田一中钟楼门口留影

1991年6月17日9时许，我父亲因脑出血开始昏迷，高烧达40多度。经医生护士全力抢救无效，于17日18时5分与世长辞，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

我敬爱的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常在我的眼前浮现。他的一生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给我留下了丰硕的精神财富，为我指明了人生的正确方向，也为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不忘初心、廉洁奉公的楷模！

安息吧，父亲！我们将永远牢记您的教诲，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黄健，传主之子，古田四中高中1976届毕业生，1980年毕业于宁德师专，副教授，长期任教于宁德师专并担任校人事处处长和思政教研部主任等职务。曾被评为省优秀教师，宁德师院首届“感动校园人物”和“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