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校70多年的校史上，王家滋先生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独特存在。

王家滋先生畅游翠屏湖

这首先自然是因为王先生与我校有着极深的渊源。先生自1953年进入我校读初中，一直到2014年归于道山，除1959-1963年在福建师范学院(即今福建师范大学)求学外，其余57年都在我校度过。不过，这远不是主要的。

1963年春季，教导主任廖增翰先生前往师院招收数学科新教师，盛情动员王先生回母校任教。原来，王先生在母校求学时就以品学兼优而又擅长体育而著称。他高考成绩出类拔萃，数学还考了满分100分，如果按成绩择优录取，他完全可以进入一流大学深造。但因其祖父被评为地主成分，父亲又被评为商人，填报其他大学和专业无法通过政审。另外，先生弟妹多，而读师范院校可以免交学费。事实上，先生当时连体育专业都填报了，如果不能录取到数学系，就去读体育。王先生本就对母校和恩师心存感激，现在他们抛来了橄榄枝，自然无法抗拒，也不能抗拒。

回母校后，王先生连续带了1965和1966届两届毕业生。1965届我校高考升学率高达72％，这其中就有先生的一份功劳。据该届毕业生兰自春校友回忆，其时先生已崭露头角，教学水平颇为学生认可。先生曾在立体几何毕业考时命制了一道求球面距离的附加题，赋分20分。兰校友将之完美地解答出来，最后考了满分120分。试卷讲评时，为了让全班同学更好掌握这类题型，先生特地让他在黑板上把这个立体图形画出来。后来高考时，试卷上竟然出现与这道题几乎一样的考题，而且分值高达18分！

1966年文革爆发，王先生曾与王敷桐、郑慕韩等老师经厦门辗转串联到南昌，在那里度过1967年的春节(1967年2月9日)。但因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大串联，过完年，他们便打道回古田。其后两年，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虽然先生老成持重，谨言慎行，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因成分问题，亦常遭歧视，故内心时感抑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高考制度恢复之后。

1969年9月复课闹革命，学校恢复招生，仿军队编制组织教学：称年段为连，年段长为连长；班级为排，班主任为排长；小组为班，组长为班长。同时，缩减课程，体育课被军体课所取代。因为军体课师资不足，王先生又热爱体育，便奋然顶上，教了一年体育。王先生身高一米八二多，其时尚不满30岁，雄姿英发，不怒自威，口令一出，动作到位，大家根本不知道他是数学老师。 当时我校体育教得好的还有王敷桐和陈梁椿等老师，他们均与王先生志趣相投。据1975届林兴华校友回忆，梁椿老师在毕业前的最后一课上曾建议同学们不要去上山下乡，而要留在家里多读书，相信知识终有大用。

左一为王家滋先生，左三为钟茂琛女士。

1970年，全国上下大搞实用主义教学，我校也办起了学工排和文艺排等。其中学工排共100多人，分两个班，分别由王先生和秦秀鋆老师担任排长。当时学校有多少个排就有多少个排长，但先生的“王排”名声最响，一直叫了几十年。

不过，王先生的外甥詹海东校友说，王先生的“王pái”不是“王排”而是“王牌”，虽然不管是国语还是方言其读音都相同。古田六十年代时兴篮球和排球，王先生又高又帅，球技高超，上场即有赢球的保障，是球队的支柱，加之又姓王，故其粉丝们赐雅号曰“王牌”。我校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学生大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王先生的“王pái”就是“王牌”，将他担任班主任的班级戏称为“王牌军”。甚至，还有学生以为先生姓王名牌，故称先生为王牌老师。原因无他，盖先生之外在形象与行事风格让人处处感受到一种王牌风范也。

随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毕业，“王排(牌)”的雅号在古田城关迅速流行，发展到后来，其同事朋友干脆就叫他“páie”(“pái”用方言，“e”按汉语拼音发音)，甚至学校里有的老师居然不知道王先生的真名为王家滋。王先生的妹妹、初中部1966届王丽金校友回忆说：“一次我爸有急事到学校找我哥，而他刚好在开会。我爸就对坐在门口的老师说：‘请帮我叫一下家滋。’那老师问：‘谁是家滋？’我爸说：‘谁是家滋你不知道？那王排你会知道吧？’那老师就压低声音喊：‘páie——外面有人叫你。’我爸回来后，发脾气道：‘这家伙真讨厌，王排王排，我还要叫他王排!’”

学工排最初只有30人，大部分是各班的班长和书记。后来增至100多人(包括文艺排的10多人)，便分成两个班，轮流下厂。他们一个月学习文化课，一个月在厂里劳动。这时学校就安排王先生专门在工厂管理学生，不再上军体课了。而秦秀鋆老师则主要管理学生的学习。先生名为排长，实际上身兼数职，是领队、师傅、工人和车间主任。

王先生是校办“五七”工厂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当时该厂设有金工、铸工、木工和银耳四大车间。鉴于先生的管理能力和在学生中的威信有口皆碑，故学校委以重任。又因为铸工车间最苦最累最危险，所以他就驻守这里。在工厂里，先生与学员们一起劳动和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他还是一个管理者。

据后来留在工厂工作的翁宋余、翁赐和和丁学文等校友回忆：王先生和学员们都住在原学生食堂隔壁的旧宿舍楼(现公寓楼所在地)，大家同吃同住同睡同玩耍。王先生名义上是排长，实际上是兄长，对学员们百般呵护，从来不端架子，说话幽默，经常开玩笑。总之，大家亲密无间，互相关心，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干活则是身先士卒，尤其是遇到累活重活之时。翁宋余校友说：“最累的是开炉，就是将生铁熔化成铁水后再拿去浇模。工厂刚办起来的头几年，我们用的是木炭小炉，效率很低，开炉的整个过程需要七八十个小时。这时候，家滋老师就和我们几个骨干一起硬干，挑起这个重担。我们还好，可以三班倒。家滋老师放心不下，整个过程不回宿舍睡觉，实在困的时候就躺在稻草堆上眯一下。后来购置了大锅炉，效率大为提高，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了。铸造车间又脏又热，铁水滚滚，雾气蒸腾。我们那时都才十几岁，睡觉又少，两个小屁孩抬着一百多斤的铁水去浇模，真是又危险又辛苦。如果一方摔倒，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家滋老师教导有方，管理得法，三年下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当时学校非常重视工厂，所以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要把它办好。”1973年1月，首届高中学工排毕业，学校从中录用50余人作为该厂的基干工人。校办工厂后来取得诸多业绩，效益逐年提高，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师生员工福利提供资金。如此说来，作为工厂早期的主要管理者中的一员，王先生确实是功不可没的。

校办工厂的三年，王先生经常在工余带着一帮小弟打球，有时还关门打狗——其时学校围墙尚未全部建成，经常有野狗出没，跑到工厂踩坏铸件砂模。对于这些不识好歹蓄意搞破坏的家伙，当然要严惩不贷。丽金校友是其兄的铁杆粉丝，对先生崇拜得不得了。先生回母校任教那年，她也刚好进入我校读初中，自然就负责起给乃兄买烟送米送菜和打扫卫生等重任。她每周都帮哥哥拾掇一次宿舍，每次都拾掇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詹海东校友说：“当时我舅舅养有一条小狗。它本来在地上睡，有时也跑到床上去，还把蚊帐和衣服咬坏。我舅舅排行老大，大家都尊重他。我外婆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分一半给他。比如宰了一只鸭子，就让我姨送半只给他吃。但没有结婚时工作认真而生活邋遢，与一帮学生小弟打成一片，家里送来好吃的，这帮小弟往往先吃为敬，他反而觉得这样显得亲密无间。”丽金校友说：“我哥1974年结婚之前几乎都是跟学生混在一起，与学工排的那一帮学生感情特别深厚，我哥带着他们就像带着自己的兄弟。”

这三年是王先生人生经历的一个重要时期。为写这篇文章，笔者走访过多个学工排校友，他们提起先生，无不肃然起敬，充满深切的怀念之情，同时又不胜唏嘘感慨。他们与王先生亦师亦友亦兄弟，许多人后来成为先生的莫逆之交，相互帮扶，情同手足。或许，他们这种师生关系是一般意义上的授业解惑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师生之谊也就不同一般。

摄于古田一中大门口，前排左七为王家滋先生，左八为郑慕韩先生。

带完学工排后，王先生回归校部教授数学并兼任班主任，一直到1984年。从1963年至1984年，先生共担任过19年班主任。1977年恢复高考后，五、六十年代的师范大学毕业生迎来了教学生涯的黄金时期，先生更是如此。1980年前后，我校学生成绩参差不齐，高中各年段普遍实施分层教学。先生基本担任快班教学，业绩突出，备受称道。其中1979-1981学年先生担任1978级高二(3)班和高三(3)的数学科任和班主任。当时该年级(3)班被戏称为乡下班，但高考成绩却光耀校史，成为难以逾越的传奇。有关乡下班的历史和典故，游万滨、邹毅、陈炳汀、黄昭波和陆开锦等校友的文章多有涉及，此不赘述。

王先生本来就擅长数学，现又经十多年的潜心钻研和实践，此时已逐渐形成简洁清晰而又不失活泼的授课风格。1983届校友阮宪铎老师说：“王老师身材魁梧，举止从容，富有大将风范。授课简洁到位，要点突出，注重思路点拨，学生尽可以得鱼忘筌。虽然只给我上过一个月的课，但他所教的内容(矩阵)到我读大学时还非常好用，我至今记忆犹新。不过，效果虽好，但烟抽得厉害，一根接着一根，经常是一手夹香烟，一手拿粉笔。如果香烟没有点燃，还会误认为王老师板书时左右开弓呢。”先生的学生们还公认他作图工夫高超，授课深入浅出，语言幽默风趣，善于营造课堂气氛。

王先生非常注重学情的把控和问题的反馈，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1989届魏庆晖校友与王先生是邻居，他说：“王老师上完课后，要求学生们当天晚自修下课之前完成作业，科代表收齐后送到他那里。他连夜批阅，第二天上课即可作针对性的评讲。”

1979届校友李万良老师说：“王老师高帅潇洒，留着八字须，不怒而自威。他平时对待学生像朋友，严格时又像父亲，眼睛一瞪，大家都害怕。其实他非常关心学生，很会鼓励学生，特别是对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他。他非常关注中学数学教学的前沿性问题，在学术上有相当高的造诣。”

1984年，王先生被提拔为教务处副主任，1989年升任教务处主任。他的老搭档黄育涛老先生回忆说：“王排当副主任时我是主任。1986年我升任副校长，虽然直到1989年我都挂着教务处主任的头衔，实际上具体工作都由他主持。王排比较威严，讲原则，有时确实比较严肃，老师们会怕他。代课调课一经研究决定便说一不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确有特殊情况，比如双职工带小孩等，他也自会照顾。王排自己做事非常用功，组织和协调能力是很强的，老师们也乐于听他调遣。”1973届校友张锦官老师曾一度与王先生比邻而居，他说：“王排非常敬业——实际上老一辈都很敬业。当时一中没有要求行政干部坐班，但他经常是过了午晚餐的时间才回家，都在办公室。”王先生主持教务处工作的10年，正是我校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之时。作为学校教学管理机构，教务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教务处的负责人，他发挥了王牌的作用，自然功勋卓著。1997年3月，我校被省教委确认为“福建省普通中学一级达标学校”，成为宁德地区第一所一级达标中学。3月28日，授牌仪式在校艺术馆会议厅隆重举行，黄益盟校长代表学校慷慨致辞。至此，我校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曾有王先生的学生对先生终其一生而职位止于一个小小的教务处主任表示不解，认为这与先生之才德人脉不相称。其实这很正常，因为先生并不热衷仕途经济。1997年5月，黄益盟校长调任漳州三中校长。此前黄校长曾力邀先生一同前往，但他无法割舍对古田一中的眷恋，故终究没有成行。

王先生从1979年开始担任数学组组长，直到1984年。1983年起担任县中学数学教学研究会会长，直到1997年。他热心扶持和培养青年教师，并为数学组广罗人才。该组的中坚力量有多个是这时调入的，如陈守城、吴彩润、陈世带、陈跃彬和叶惠金等老师。陈守城老师从连江调回，本来安排在古田五中，王先生到教育局竭力 争取，硬是将之“劫持”到我校。

吴彩润老先生说：“王排担任会长期间，尤其是1990年前后10年，为我县的数学教育教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些年，王先生与苏光裕先生等学会领导组织县数学教育界的骨干力量，比如陈守城、吴彩润、魏铮、林永春、丁述榕、秦钟声和李强等老师，利用周五晚上在原实验幼儿园(苏光裕先生的爱人是该园老师)编写初中数学练习、初中数学竞赛练习和高中数学竞赛练习。每人负责若干模块，初稿编好后由集体讨论修改完善。练习按比成本略高一点的价钱卖给初中学校和参加竞赛辅导的学生，以支付纸张、刻写、油印等成本，同时也给参编的教师象征性地发一点补贴。当时高质量的教辅材料很少，自编练习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初中数学教学质量。

王家滋先生(后排中)与古田中学数学研究会同仁

同时，上述骨干教师利用寒暑假时间，分专题给各校选拔上来的尖子生作竞赛辅导，推荐他们参加各级竞赛。当时获奖的人数与奖项的等次都相当可观。比如丁龙云同学就获得省一等奖，考进南开大学数学系，现在已是该校数学系副主任、博导。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县里的大教研组活动，教育局非常支持，后来干脆把活动的地点搬到中教股。当时学会系学术权威，评职称时论文还要先由学会鉴定。王先生既是学会会长，又是我校教务处负责人，其本人又有很强的亲和力，在全县数学教学界具有崇高的威信，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故而能够将这种近似公益性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组织活动时，王先生总是指挥若定，调度有方，善于营造轻松的氛围，大家都乐于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王牌先生一辈子钟爱体育运动，尤其是篮球和排球。小时候因为打球，他母亲给他做的千层底布鞋，只穿一周鞋底就磨穿了。他宿舍摆有一套篮球运动模拟装置，可以模拟篮球比赛的进攻防守。青年时代的王先生身材颀长，体格健壮，球艺精湛，‘文革’前曾代表我校教工篮球队打主力中锋，教工排球队打主攻手。丽金校友说：“‘文革’前我在一中读初中，当时工人文化宫设有灯光球场，节日和周末经常开展篮球比赛。这时候，我便提前完成作业，和班上女同学一起去看比赛，帮我哥拿衣服、倒水。我们都觉得这样做非常荣耀。许多同学崇拜我哥，仿佛他是一个英雄。”多年以后，王牌先生患病住院，曾有一段时间由其外甥海东先生负责照料。一天，一位气质高雅的女士来看望先生，她笑着对海东先生说：“你舅舅现在满头银发，很有风度。他当年非常帅，我们女生都喜欢看他打球。他在水龙头边冲澡，我们还三五成群远远地躲着偷看。”

1966届初中部校友林峰老师说：“‘文革’前我校有甲、乙、丙三个篮球队。甲队为教工和学生混合队，实力最强；乙队和丙队分别为高中生队和初中生队。王老师当时是我们初中生队的教练，曾带我们参加闽侯专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并取得很好的名次。”

1974年宁德地区中学生排球赛留影，前排左三为王家滋先生。

复课闹革命后，王牌先生和王敷桐老师在学工排中组织男子排

球队和女子篮球队各一支。据文艺排校友张锦官老师回忆，排球队在下午第三节课集中进行严格训练，晚上即在工厂食堂吃饭。秋冬两季吃的多是番薯稀饭，米由各人上交，番薯哪里来不知道，菜自然是没有的。排球队战况颇佳，另外肖新建和陈泽宪两个队员后来还多有建树：前者曾担任福建省司法厅副厅长，后者为中国社科院博导、中国法学会理事。女子篮球队则更加出色。当年的队员张凤鸣校友说：“我们的训练规范而严格，实力相当强大。本来我们只是校队，但因县里没有更好的球队，事实上就成了县队。其他县市有球队来访问，均由我们出面举行友谊赛。如果地区有赛事，也由我们参加。”

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王先生的教育教学任务骤然加重，但爱好运动的热情始终不减。据张锦官和林峰老师回忆，当时王牌先生在学校男教工中组织了一个篮球队，主要成员有张锦官、林峰、陈斌、江建忠、陈祖明、谢忠、陈定铭、曾鸣、郑鹭青等老师。篮球队定期活动，坚持了十来年，参加县赛，屡创佳绩。1993年，马来西亚华侨回乡恳亲，曾临时组织篮球队与我校师生举行友谊赛，王牌先生依然担任教练。老帅出马，自然不同凡响。那场比赛，激烈异常，精彩纷呈，但因为侨队中有几个是专业队员，身怀绝技，结果我校未能取胜。不过，这已是他最后一次上场和担任教练了，此后因为教务繁忙，年事已高，就很少参加这方面的活动了。赛后，主办方招待用餐，以王先生和体育组组长江建忠先生为首的校队坐在一桌。江先生向以幽默健谈著称，上菜之时，他发现侨队的那一桌蒸鱼比校队的要大得多，就用两手的食指和拇指比划了两个大小悬殊的圆圈手势来调侃，惹得大家会心大笑。卓佳康老师那时是校队的学生队员，他回忆说：“那餐饭菜肴不错，吃得也开心，王江二师谈笑风生，大家其乐融融。”可谁曾想到，江先生竟于2009年4月英年早逝!

吴彩润老先生说：“八、九十年代学校经常举办教工排球赛，由体育组老师当裁判，数学组屡获冠军。每逢比赛，王牌总是让我在他旁边将球托起来。这样，我作架，他扣球。王牌这人比较机智，有的球不扣，只打到球网边，让对方判断失误。他人高马大的，本来身体素质不错，但后期事情太多，缺乏锻炼，不够敏捷，被称为‘柴桩’。但毕竟长得高，扣球有天然的优势。”

王牌先生是我校校史上最著名的非体育专业的运动健将和教练，他长达30多年不遗余力的参与、组织和倡导，对于我校群众体育运动的开展，师生身体素质的提高和文体生活的丰富，都做出可贵的贡献。1990年，我校光荣跻升全省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学校之列，这其中应该也凝聚着他的汗水。

王先生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威严，不苟言笑。曾有一个青年数学教师对丽金校友说：“你哥哥的眼睛骨碌一转，我们全身都发抖。”其实，先生对人温柔细心，是极温和慈爱的。他是带小孩的能手，而且新意迭出。他女儿芳芳小时候，先生就尽可能将她照料得体贴入微。他将面粉、米粉、奶粉和白糖等放在一起加工，然后装入半斤装的葡萄糖瓶。瓶子用布包起来，放在被窝里保温。女儿醒来时就拿一瓶给她吃。1979届秦碧芳校友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王排老师高高的个，牵着他小小年纪的女儿。一般大人是用手牵着小孩的手腕，而我们的老师却是伸出食指让女儿握着。”王先生的夫人在县医院工作，有时家里没人带小孩，这时候，他天才般的想像力又派上了用场。丁学文校友说：“王排老师去上课的时候，就把平头(王先生公子王馀锋的小名)放在床上，将奶瓶装满牛奶，用橡皮筋吊在平头上方。平头饿的时候，一伸手就可以抓住奶瓶吸奶。”当然，如果你要说这是粗心甚至是狠心也是可以的，但那是别出机杼的温情脉脉的狠心。试问，又有那个丈夫不怜子呢？

我校教师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住在平房，大家不分彼此，亲密无间。魏庆晖校友说：“王老师家八十年代初期买了一台电视机，这在当时还是稀罕物，再加上正播放《射雕英雄传》，很多人特别是小孩子都聚在他家里看。他尽量将空间腾出来，把椅子弄好，好让我们看得舒服一点。我们几个小孩从开始一直看到‘再见’，他去睡觉了我们还舍不得离开。”

对学生而言，王先生大体上将早期的学生视为弟妹，将后期的学生当作子女。对乡下班的学生就是如此，不但管他们学习，也管他们生活，可谓百般呵护。他的学生大多与他格外亲近，来看望他的也特别多。笔者想，这原因固然可以笼统地归之为他的人格魅力，但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恐怕还是先生对学生的热爱，由衷的热爱。

不过王先生确有不凡的人格魅力。馀锋老师称，他小时候经常与先生一起去买菜。先生在前面走，他提着菜篮子在后面跟着。买一次菜要一个钟头。市场上三教九流之人，买菜的，卖菜的，买肉的，杀猪的，都认识先生，都尊重先生。那些被大家看作无所事事的混混们更是对先生异常恭敬。大家看见王先生到来就打招呼，给他递烟，于是先生就抽烟，与这些熟人朋友寒暄、攀讲。常常是烟抽了不少，菜还没买几样。可怜小馀锋只能提着空篮子站在旁边干着急。当时古田松台村有个流浪汉(有时精神有点不正常)，皮肤黝黑而喜欢运动，先生也时常与他一起打球。馀锋老师说：“我父亲对人一视同仁，没有偏见。我小时候常常带同学到家里玩，他们读书都不好，但父亲从不反对。”大文豪苏东坡曾谓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笔者想，这句话放在先生身上也是恰当的。

王先生还颇具侠义风骨，如果真有上辈子，他一定是某个大侠转世的。文革后，他的一个族侄在我校补习8年才考进理想大学，被谑称为“八年抗战”，而这“抗战”的八年伙食均由先生供给。“文革”初期，陈梁椿、王敷桐、林韶音等老师受到冲击，被监督劳动改造。他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被集中隔离关押在后来校办工厂内的民房中。这时，王先生多次嘱托丽金校友给这些落难的同事提供帮助。丽金校友回忆说：“梁椿老师想吃柿丸，我就去买来偷偷送进去。民房里面蚊子太多，我又去买了布，做好蚊帐拿进去。丽玉和永祥老师是归国华侨，各戴有一块手表。那时手表还是贵重物品，他们怕放在身上不安全，要我帮助保管。我怀揣着手表回家，一路担惊受怕。帮他们保管的那几年，真是寝食难安，我们家里成分不好，生怕有人来抄家，好在最终能够完璧归赵。”

丽金校友说：“敷桐老师挨整被批导致胃出血，不得不去住院。我哥交代我给他送饭，我就一日三餐给他送去。住院期间，他的父亲去世，他要回长乐奔丧。我哥又说，你送他去吧。我们先到福州他叔叔那里，然后再去长乐，等他办完丧事后又护送他回古田。”谈起往事，丽金校友不无感慨。她说：“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初中刚毕业不久的姑娘，怎么会护送一个病人去长乐？但我居然做到了。我那时对我哥非常崇拜，是我哥的跟屁虫，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她还说：“我妈非常善良能干，深明大义，善于操持。不管我哥带谁回来，带多少人回来，家里多么困难，她都会安排得十分周到。‘文革’武斗时，有的老师外出或回老家，到复课闹革命时，他们又陆续返校。他们的落脚顿(古田方言，指刚到某地的第一餐饭)都在我家里吃，比如梁椿、敷桐等许多老师都这样。”

王先生一个学生的弟弟刘姓校友在夺权与反夺权的武斗中被打了一枪。刘校友是反夺权派，而其父是夺权派，于是刘校友便有家不得归。这事本来与先生毫无关联，但他却将刘校友接到宿舍，送吃送喝，端屎端尿，悉心服侍，让刘校友枪伤得以痊愈。恢复高考后，刘校友考上大学，学有所成，与先生多有来往。

在十年浩劫中，王先生到底还帮过谁现在已不得而知。实际上，其时先生自己也处境窘迫，可谓泥菩萨过河。他的可贵，在于不失菩萨心肠。先生家本来成分就不好，1964年，其父又因收听台湾电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下放到杉洋岭里村，可谓雪上加霜。唯成分论的时代背景，让先生一家人历尽了坎坷，吃尽了苦头，其弟妹回城招工等俱因政审无法通过而无果而终。就先生本人而言，成分问题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严重影响着他的学业、事业甚至终身大事。笔者翻看先生六、七十年代的照片，其英俊的眉宇间总是隐隐透着忧郁。

1998年7月1日上午9点许，王先生在整理学生档案时突发脑中风，瘫倒在教务处的档案室。虽经多方医治，但终因脑部损伤而导致语言障碍，落下运动性失语(会听但不会说)后遗症。这样一直到2014年7月3日去世，先生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关于住院治疗等具体情况，先生的高足陈炳汀等校友的回忆文章有较详细的记述，此处从略。

王先生中风后的第二年，其公子读完大学，但工作没有着落。当时有亲友建议先生出面与他在政界担任要职的学生打个招呼，或者向有关领导提个申请，看看能否帮助解决。先生面露愠色，怒目而视，“哼哼”反对，写字条曰：“我一辈子不为自己的事求别人!” 1979届陈传兴校友说：“王老师非常臭硬。高一下有一天上课，我突然发现他额头上直冒汗珠，身体前倾，腹部紧紧顶在讲台桌边缘，应该是突发胃痛，但他还是坚持把课上完。当时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其实，他的学生哪里知道，先生本有胃痛宿疾，管理学工排时即这样，为此他口袋里经常放着光饼。

鲁迅先生将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之人誉为中国的脊梁，如此，王先生亦可谓我古田一中之脊梁矣。曾有伟人戏言：“天塌下来我也不怕，因为有高个子顶着。”天自然不会塌下来，但先生一米八二多的伟岸身躯，确实为许多人撑起过晴空。先生其人，其表威严而其心仁爱，遭际坎坷而其骨清高，亦足使后辈仰其芳躅，揖其清芬矣。

参考资料：王馀锋、王丽金、詹海东、黄育涛、李扬强、吴彩润、彭咸钧、林峰、林绍清、林芝青、丁学文、翁赐和、翁宋余、张锦官、张凤鸣、叶建秀、赵守梅、陈守城、陈世带、丁述榕、陈传兴、曾少林、陈姜维、李万良、苏捷玲、阮宪铎、秦碧芳、魏阁健、林升升、魏庆晖、陈初良、陈文聘、林仁钗、陈炳汀、林华等传主亲友、同事和学生口述。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