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朽今年九十又三，出生于1924年2月，先人世居福建省古田县大桥镇沂洋村。童年时代，四世同堂，一家十余口人，以务农为业，春耕夏耘，四时不暇，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

“汉文伯”倪可源老先生

但是好景不长，五岁那年，不幸母病身亡，童年失母倍感凄凉，五岁孩童可谓尤最。顿时孤寂无援，幼弟又嗷嗷待哺，只能寄养在外祖母家。幸有堂姐梅英携带伴读于乡村教会私塾，在学堂上随和大家，口动心思竟不自觉地背下《三字经》，大家不禁啧啧称奇，得到了先生的赏识，由此而开始了私塾学习的经历。

是时本村有两所私塾，一所为乡亲创办，一所为教会创办。两所私塾虽齐读孔孟经书，但唯有教会私塾的王有禄先生引进了新学堂的课程，在讲授经书的同时，再选授国语常识、自然、算术等。这些新课程使学生耳目一新，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又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同时也为学生转入公立小学作了铺垫。随后于1935年秋，小小年纪的我就远离家人跟随时任校长的表兄郑复祥就读于林前初小，次年又辗转进入了横洋公立小学，直至明年毕业。不幸的童年，辗转求学，幸有亲友相助，诗书相伴，良师教导，而熟读背诵了《四书》、《诗经》、《左传》等，又熟读背诵了《四言杂字》、《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还学会查考《美全八音》等韵书，侥幸学有小成，识有所长。

求学无坦途，征程有艰险。1937年，我小学毕业之日正是抗战爆发之时，全国各地战火连天，兵荒马乱。正值此时，我考入县城的史荦伯中学，随即形势急转直下，当时福建厦门沦陷，福州失守，于是由福州仓前山迁来了三所客校，分别是三一男中、陶淑女子中学、寻珍女子中学，本地的史荦伯中学、精英女校、闺光妇校等殷勤接待，因而主校与客校只能每日轮班上课。时局如此危难，物资如此匮乏，条件如此简陋，但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由此学校在组织学习之余的星期六晚上，经常组织全校师生举行抗日爱国演讲、教唱抗日爱国歌曲等活动，《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黄河之恋》及《松花江上》等歌声响彻于旧城新义山的上空。这一切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振奋了人们抗战的士气。当时古田虽然是大后方，但依然时常遭到日军飞机的空袭，有许多人丧生于日军飞机的轰炸之下，就在我们初中毕业考试之时，便有同学在途经五保大街时被炸身亡，引发了全校师生的极大愤慨，纷纷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我的初中三年就是在这样国家民族危难，时局动荡不安，生活条件艰苦之中度过，但幸而在爱国热忱的感召下，凭着勤奋好学的精神，克服了艰难险阻，完成了学业。

在异常艰苦的生活过程中，熬到了初中毕业，是时也，诸叔分家，家道散落，同时长期战争造成了物质上的严重困难，人多贫病，吾弟亦病亡于兹。迫于生计，我欲继续深造而不能，恰逢此时政府欲招收一批农村小学代课老师，我凭着良好的学业成绩和音乐绘画上小有才能而被录用，由此我走上了从教之路。先后任教于沂洋小学、广胜小学、凤曹小学等，为了更好地胜任教学，教书育人，我一方面进一步广泛涉猎古典文学，一方面潜心研究教育理论。这个阶段是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生活虽然漂泊不定，物质上虽然依然困难，但从教学中体会到的乐趣以及从师生中得到的赞许，也足以宽慰我未能继续深造的失落之感、无奈之情。

学然后知不足，用然后知困。八年抗战，终于迎来胜利，家乡人民欢天喜地。我和当时许多散处在农村小学代课的初中毕业生，在欢庆之余便萌生了继续深造的念头，因为多年的教书实践让我深知“多才缘技熟，博学有专长”，故应孜孜以求以备用于国家，于是趁着当时大好时机，考入了省立沙县师范学校，时在1947年秋天。在省立沙县师范学校三年，由于能重获深造机会而倍感珍惜，再由于干一行爱一行而更加刻苦努力。三年内学习了教概、教史、教育心理学、测验统计学及学科专业知识，更开展了课外专业技能创造活动，如中西绘画、竹木雕刻等等。通过这些的学习，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提高了我的教学素养，提升了我的专业知识，升华了我的教育理念，为以后更好地从事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秋，迎着全国解放，新中国诞生的曙光，我从省立沙县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古田，怀着满腔的热情，带着蓬勃的朝气，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先后任教于凤都小学、私立精英小学（今古一小）、玉屏小学（今古实小）及机关干部学校（今成人中专），负责了加强城关小学师资力量的培训，开展了城关小学教学改革活动，推行了五级记分制等等，勤勤恳恳地做了许多实在有益的工作，由此短短几年内就由一名普通教师，走上了教导主任、校长的岗位，肩负起更重的责任和使命。

1954年秋，服从组织安排，我调入古田县第一中学任教，开始任教于初中两个班的语文，兼任班主任，同时协助校长室做文书工作。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我唯有进一步刻苦钻研专业知识，学习中学教育教学理论，在这过程中，有幸能与当时的语文组组长甘清英老师及王福钟老师等共事，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提携帮助，使我比较快地适应了中学语文教学，走上了正轨。这一时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新的工作环境，我还同时考入了福建师范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函授班，进一步学习了现代汉语、现代文学等专业知识和现代教育理论，进一步拓宽充实了自己的知识面，更新提升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分科结业考试中，本人以《小二黑结婚》为论题，在现代文学论文考试中取得优良成绩，得到了通报表扬。学以致用，这一切的努力均为本人更好地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起到了很好地提升作用。

      青年倪可源先生在愉快的节日里

这一时期还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这年古田溪水电站一级工程完工告捷，在大跃进、公社化的浩大声势中，便以最快的速度开始蓄水发电。古田人民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搬离了祖祖辈辈生活着的依山傍水的旧城，当时古田县第一中学校址也位于淹没区，上级组织决定古田一中校区由原来的龙首山迁往现在的松台山，由当时新任校长申庆余主持该项工作，决定“五一节”那一天开始大搬迁。于是全校师生全力以赴，开山修路，平整操场，兴建土木，手挖肩挑，热火朝天。身为古田一中的一员，我带领班级学生也投入了这轰轰烈烈的学校建设中，置身其中，感受着全校师生这种建校的热情，爱校的情怀，我在依恋旧城故校的同时，又深为自己能成为古田一中城关新校的第一代建设者和教育者而感到自豪。由此我又联想到，这一时期学校还响应国家大跃进的号召，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我也曾带领学生下乡捞铁砂、烧木炭，可谓群情振奋，姑且不论当时其功效如何，但那爱国的情怀的确可敬，那昂扬向上的精神确实可嘉。

1960年正是我们国家非常困难的时期，由于学校教导处人员有所调动，同时也为了加强教导处的管理工作，我被任命为校教导处副主任，负责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学籍管理及初、高三毕业班工作等，同时还兼任一个班级的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可想而知当时事务之多，任务之重，责任之大，面对这繁重的工作，我凭一股热忱，肩负起了这副重担，一手抓语文教学工作，一手抓教务处的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当时福建省高考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是全国高考的一面红旗，所以省厅领导非常重视，给广大师生鼓干劲，要求“争上游”，要继续努力前行，并且每年在全省范围内举行多次电话会议，提出总复习的方针策略及日程安排，如当时针对复习课，就强调形象性、科学性、趣味性，要求教师讲，学生练，讲练要融为一体（即当时提倡的“一条龙”、“隔夜龙”等复习方法），以提高促进复习效果。为了贯彻落实这些方针策略，提高复习效果，我认真组织初、高三教师学习领会，制定方案，并落实到位。经过全体师生的不懈努力，不仅一批富有教学经验和特色的名师声名鹊起，而且古田一中在高考中连年取得可喜的成绩，成为闻名省里的一所重点中学。

倪可源先生在作报告

这一时期，对学校工作而言，不仅要克服教育教学上的种种困难，同时还要克服物资上的严重困难，三年的自然灾害，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资的困难。为此学校在坚持教学的同时，也组织师生生产自救，教师带领学生挖地、种菜、养猪……进行勤工俭学。通过这些劳动实践的教育，不仅解决了部分物资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磨炼了师生的意志品质，培养了战胜困难的乐观精神，从而成为促进师生勤奋工作，刻苦学习的极大动力。

在逐渐克服了物资上的严重困难之后，学校的教育事业更是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而就在此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已悄然而至，1966年的一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暴风骤雨之势袭来，顿时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校园内一改往日那琅琅读书声的温馨氛围，而弥漫着的是大鸣大放大批判的紧张恐怖的气氛，掀起了抓黑派、批黑路线、斗黑典型的斗争运动，当时学校里被点名批斗的领导教师就已多达二十多人。由于我在教导处工作多年，自然而然就处在风口浪尖上了，成了黑路线的黑典型，因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挨批斗之苦，受游街示众之辱，更有审核检查之莫须有的种种罪名，当此之时，我深有了“自愧谋生无别计，当初悔不作先生”之悲叹。危难之中幸而趁着红卫兵开始大串联而学校停课的间隙逃回老家沂洋度过了担惊受怕的艰难的一年多时间，之后又应召返校进入学习班接受种种的审查，再随着便被下放到学校龙亭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6年，由于学校工作的需要，我和一批下放劳动改造的教师才“戴帽”回到学校任教。文化大革命十年，其经历遭遇已不堪回首，其辛酸苦辣亦不堪回味，那带给国家及个人的灾难恐怕要远甚于三年自然灾害了，其利害曲直，功过是非，自在人心，且不论是因缘相报，还是天灾人祸了。

时值1977年底，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的“四人帮”倒台了，接着是国家时隔十年之后紧急恢复全国高考。1977年初，面对这急剧变化的形势，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教育现状，以及已被耽误了十年青春、嗷嗷待哺的万千知识青年，当时的学校负责人林永栋等人希望我重新回到校教务处工作，负责尽快恢复已被严重破坏了的正常教学秩序，组织安排了广大知识青年返校复习迎考。劫后余生的我此时还惊魂未定，但面对这一切，我又别无选择，也许还有对教育工作的未了之情，于是克服怯懦的情绪，责无旁贷地又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在当时时间紧、师资缺、条件差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全县成千上万准备迎考的知识青年的需要，我和当时的学校领导及许多教师只能在当时的县工人文化宫组织上千人的大课堂，在学校操场上搭起讲台作为复习指导的大课堂，这大课堂，不仅在于空间大、时间长、学生多，还在于课堂容量大，这也可以说是特定时期的空前绝后的大课堂了。我不仅要组织安排这些课堂，还经常披挂上阵。这样的大课堂，在当时教学设施落后的情况下，一堂课下来，已是声嘶力竭，大汗淋漓，同样这样规模地组织教学，忙前忙后，一天下来更是精疲力竭。等到高考之时，还有安排考务、编排整理考场等等繁多的工作，甚至深夜还要到各考场巡视一遍，才能放下紧悬的心。

虽然这种状况在一两年后得到了缓解，但此时的教育同各行各业一样，也是处在百废待兴的局面。面临这种形势，我负责的校教务处的工作就更为繁重了，被十年动乱搞得脏、乱、差的校园亟待整顿，教育上的拨乱反正亟待进行，教学上的承前启后、循序渐进亟待规划，教育教学秩序亟待恢复完善，师资力量也亟待充实调配……针对这种种状况，我和当时前后的校领导林永栋、叶茂岩、陈学庚、刘琦等人一起商讨对策，和全体师生一起努力。为了拨乱反正，重申了德、智、体、美的宗旨，修订完善学校相关的规章制度；为了解决当时学校师资短缺的问题，学校克服种种困难紧急调回补充了一批有经验的老师，以满足教学的需要；为了解决当时学生程度参差不齐的现状，学校采取了快、中、慢分班教学的模式，甚至打破常规，从农村直接招收学生，俗称“乡下班”……这一切措施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而学校不仅逐渐走上正轨，恢复了良好的秩序，而且使学校教学质量、高考成绩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得到提升，重新又回到了省重点中学的行列，为高校输送了大批学生，为国家培养许多人才。

情到深处亦为痴，就这样年复一年，一方面承担着教务处的繁重事务，一方面坚持在教学的第一线，而且当工作上教学上有需要的时候，往往都是自己挺身而出，以身作则，似乎学校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教育工作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也习以为常了。转眼之间，时间已到1986年，直到有一天当时的刘琦校长悄然来到我的办公桌旁，不忍又不舍的对我说，倪老，你其实可以退休休息了。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已超过退休年龄一年有余了。

2016年教师节县领导看望倪可源先生

岁月不饶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教育工作，退休了，似乎可以休息了，放下了，但时常涌上心头的却是“批虚改造因时迁，务实求功创业迟”的未了之情的慨叹。

“漫步枫林迎夕照，承欢舍却许多愁”，老朽之人承蒙不弃，又加入了省教育、语言、社会、方志等学会组织，受聘为县政协文史编委会和县方志办，参与《古田县志》等的编撰工作，还被评为优秀撰稿员。同时又是本县文峰诗社、古田诗社、古田诗词研究会、老园丁诗文研讨社等群体的成员。“执教原为糊口计，酬诗且作述怀宜”，退休以来，积稿六百多首（副），收入家存《燕居诗草》、《湖村文拾目录》以自省自娱。

近年来虽仍有些诗作承蒙一些出版社及报刊相继予以发表收编，并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的鼓励，但老朽之村野匹夫，除了对大家的关爱，表示感谢之外，诚不敢再有更多的奢望。“时不再来，岁不我与”，徒作“漫步雩台逢盛世，拈须拾韵复何求”之叹！

后记：老朽由于年高体衰，老眼昏花，精神恍惚不济，加之往事如烟，故只能拾掇片段，由吾子继如整理，连缀成文，以酬诸位盛情好意。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