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魏公华，福建福清人。195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数学系。因为“反右派运动”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凑足师范学院所需的5%的份额（一个数学系18位“右派分子”中就有15位是学生），于是，受“留校察看”处分，在校内劳动。直到1959年，学生科才通知复学，并于1960年正式毕业。出人意料地，魏公华我在大学校园内呆了六个年头。

魏公华先生

1960年8月经国家统一分配，我到古田一中工作。当时，试用期的月薪为48.5元，一年后转正的月薪为52.5元，待遇和其他老师一样。学校还安排我做1963届高三（甲）班（蔡一清老师为班主任）及1964届高三（乙）班（陈永南老师为班主任）这两个班级的副班主任。这个怪怪的决定，不像对一个“右派分子”的工作待遇。福建师范学院的学生“右派”问我个中原因，我并不知道。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才从陈学庚副校长那里明白原委，原来我的档案中写有“不当作‘右派分子’使用”的一段文字。原来是这样的，难怪在“工宣队”进校，成立“古田一中革命委员会”时期，学校没有开除我，我又继续当副班主任。

魏公华先生(右)和倪可源先生在弘远楼前

尽管如此，从1960年到1978年，学校领导和革命教师，对我的工作从未给予好的评价。总是认为我工作不好，思想没有得到改造，我的名字从未上过墙上的光荣榜，我从未得到奖状奖品，从未得过困难补助，从未提过工资，这些应该又是对“右派分子”专政的体现。

在教学工作上，在生活上，我也总是受到歧视。在此境遇中，我必须用最大的忍耐，从困难中挣扎出来，用全部时间阅读数学资料。阅读微积分学，阅读范氏大代数学，阅读解析几何学，阅读球面三角学，阅读其它有关资料，备好课，写好教案，全力给学生授课解惑。在学生面前，我不需要“师道尊严”，不需要“天地君亲师”中的“师”的含义，我要学生叫我“老魏”，我把自己融入到学生中去。也因此，我常常得到来自学生口中的夸奖和赞誉，得到来自学生对我生活的关心。我没有让领导赞许的工作成绩，只有曾经的学生们，对我这个“老魏”总是念念不忘，而这成为我积极投入工作的原动力。这让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高中毕业生。

1978年，我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改正”，“改正”后我的变化也真太快了。我的工作由不满意立即满意了，还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加入了工会，参加了“先进工作者”会议，月薪也得到提升。甚至，领导还询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工龄确定从1958年8月起算，真的是诸事如意呀。多谢陈学庚副校长的关心，特地安排我做高二年级一个班级的班主任，说这是政治待遇。但因为每周授课节数太多，工作繁忙，我向陈副校长提出不做班主任。到了刘琦校长时，学校安排我做数学组组长。一年后，我向刘琦校长提出辞职并提议让陈守城老师做数学组组长。

做一名普通的教师，一心一意备课，上好每一堂课，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

1986届高三(6)班毕业合影，二排左一为魏公华先生

我的工作很平淡，没什么奇特之处。不像惯常的“先进工作者”那样，预备有工作照和生活照，供领导参考，供学习者观看。我拿不出这些美的照片。唯一有的是，福建师范学院颁发的毕业证书上的一张照片以及退休证上的一张照片。

而对于我教学工作的好评，多散见于各届毕业生的谈吐中，以及来古田一中巡视教学的宁德地区视导组人员的说话中。在“古田一中建校60周年校庆”大会上，时在国务院某下属机构工作的81届学生吴忠同学发言时，赞誉数学组的魏公华老师和语文组的赖再老师，说这两位老师授课，总能引人入胜，拨动学生的心弦。面对吴忠同学的称赞，我着实十分快慰，可惜赖再老师已不在人世了，他若还活着，也一样会快慰的。这种来自学生的纯真的赞誉，我心领即可，不必借此张扬一番。

之前，宁德地区视导组来古田一中巡查教学工作，组长方伟先生大胆地说，古田一中会教书的老师只有两个半，数学组一个，语文组一个，历史组半个，这很让古田一中老师吃惊，好几天下来，老师们都愤愤然。对于这种极端的评价，心知就行了，绝不要张扬，让时间把这些送离干净才好。

毕业于1974年的一位学生说：“魏老师，我在上课时也学着你，把上课内容简要地写在黑板的一边，再逐条详讲，效果好。”这都是夸奖我的话语，是学生们的真实表白。实际上，一个人的讲课风格是学不来的，也说不清，不可言表，只能意会。不管怎么说，充分的备课是关键，同一个教案，用于两个班级，讲述内容也必须有所不同，应作适当调整，有因材施教的味道。

魏公华先生和夫人谢秋芳女士在福清老家与蓝自春校友合影留念

当然，也并不是每位学生都喜欢学习数学。1976届毕业生里就有一位学生对我说，魏老师，我们毕业后就得“上山下乡”挖地去，难道得用“平面”“三角”来计算锄头挖地的角度？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从1972年复课后，直到1977年，虽然每届学生毕业后，都得“上山下乡”，但大多学生学习是勤奋的，作业也是认真的，学习看零件图时，他们的作业十分认真，就像零件蓝图一样地精细准确。

现实在惩罚我的同时，意外地让我得到了年轻学子的一片诚心，可以说，我的愉快的心情是学生们给我的。

一个时期必有一个时期的特色。当我们还在教室授课解惑之时，是禁谈金钱，只说奉献的。我们要毫无保留地授以学生知识，对学生提出的有关中学数学的问题，要认真思索，必须尽力给予解答，一时解答不了，也必须向学生明说，不能敷衍了事。

从1960年到古田一中以来，我的课就被安排很多。三个班，不同进度的代数，还有初二年级一个班的平面几何，没人和我一起备课，都是我自己和自己商讨教法和进度，还必须随时准备给别人代课。平几、代数、三角、解几，一科不漏。经常是一天得上四五个班的课。上午安排不下，下午就再上一节课，忙得团团转。好在我是年青人，身强力壮，光棍一条，没啥牵挂，也就应对着过去了。

闫平校长、陈学庚副校长经常听我的课，他们不事先打招呼，不声不响地坐在后排学生的位置上，我常常是上了一半课，才发现校长来听课。我十分赞同这样做，这不仅促使老师认真备课和上课，也是领导了解老师状况的极好机会。我不赞成华而不实的大型观摩教学课，典型的只注重形式不切实际，毫无节制的张扬，效果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我的课安排得多，除了高三毕业班的，平面解析几何和代数两门外，还得教高一至高二的代数，或者是初中二年级的平面几何。从1972年复课开始，中学数学才把平几、立几、三角、代数归在一起，只解析几何单独安排，后来也都合在一起称“中学数学”了。我教过1963届、1964届、1965届、1966届、1967届（只到二年级就停课了）、1972届、1973届、1974届、1975届、1976届、1977届、1978届、1979届、1980届、1981届、1982届、1983届、1986届、1987届、1989届、1991届和1992届共22届的毕业班的数学。1993年、1994年教高一年数学，1995年、1996年还继续教过2年补习班数学，才走下教坛退休了。

有二千多位青年学子，听过我的数学课，他们走出古田一中校门后，各奔东西，各司其职。有的走出国门，在国外生根发芽，有的在农村落户，种银耳、孵鸭苗，真正是兴旺发达。我想念他们敬重他们，就像他们想念我敬重我一样。往事如烟，50年前的学生来古田一中相聚时，没有忘记邀请还健在的老师参加他们的聚会，过去的一桩小事都会激起记忆的波纹，散发出淡淡的馨香，和着一抹淡淡的哀愁。

1958年，古田一中刚刚搬到荒芜的松台山上，每天学生们都带着锄头来校上课，用一双双手硬挖出一个操场、一块“少先队花圃”，为了盖实验楼，我们还曾自己开炉烧砖。学生们努力学习在高考中取得过让人羡慕的成绩。在著名的大学校园里，从来不缺来自古田一中的学生身影。这些都是旧事了。七八十年代，古田一中依然破旧； 1990年依然很寒酸；直到这几年古田一中才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校园很优美，是培育人才的地方了。回校的老学生们无不称叹，愿古田一中年年进步，名师代出，硕果累累。

抗日战争期间，一群大师来到昆明，办起“西南联大”这一所综合性大学，培育出一批世界级的专家学者，直到70年后的今天还让人津津乐道，称赞有加，这值得古田一中借鉴和学习。

 (张灵毅整理)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