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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老师们

来源:作者:张洪炎发布时间:2020年01月24日 浏览次数: 【字体:

光阴荏苒,从就读于古田旧城龙首山上到而今,转瞬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回首往事,老师们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最难忘、最温暖和最鼓舞人的。教过我的老师很多,下面就写写甘清英、廖增翰、林韶音、陈德植、林元篪、刘美珠、郑慕韩、刘作裕八位老师,饮水思源,聊表自己对老师们的感恩和点赞,也是对培育我们的母校的感恩和点赞。作为一个老学生,这是我最应该、最值得去做的事了。

甘清英老师,中等身材,穿着朴素,衣冠整洁,言谈举止,为人师表,是我高中语文老师。课堂上,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扣人心弦。在我的印象里,他对课文的分析,对字、词和知识点的讲解,通俗生动,使人听了入耳入心。能听甘老师的课,除了心里踏实外,更感到自豪。

甘老师年幼时,家境贫寒,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全靠自己求知的渴望,日耕夜读,自学成才,积累了渊博的知识。老师的成才之路,为学生树立了光辉榜样。当听到甘莲仙同学对父亲深情回忆的言语,当看到甘赞先、甘资先先生撰文介绍父亲的文章,我深受感动,它们加深了我对甘老师的认识。

甘老师一辈子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教书,老老实实研究学问。他长期以来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住在学校,清晨起床,打扫完周围卫生,就开始学习研究,日复一日,持之以恒,养成习惯。他勤奋、刻苦,在认真教书的同时,不断研究文字学,凭借其渊博的文字学知识和扎实的古文功底,成为一名深受欢迎的教师,南平、屏南和古田等地都竞相聘任。

数十年来,甘老师利用业余时间,攻读许慎等历代文字学家的著作,孜孜不倦查阅工具书,分析总结汉字形声结构规律。解放以后,他在文字学研究方面更加刻苦,对《新华字典》内的8000多字进行重新整理、比较,再次发现大部分汉字是形声组合法。他从中得到启发,将汉字造字法衍生成轮廓法、旁割法、涂复法等十二法,并写成《汉字改革刍议》一文寄给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得到该会的重视和好评,他也被吸收为该会一员。他把写成的《我对现阶段汉字改革意见》一文寄给周恩来总理,总理立即批转交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该会复信说:“你花了大量精力,从事汉字结构的分析、研究,从而提出分门别类改革的意见,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至于具体的字,有许多简化形式,提得很好,我们在研究新简化字时,当一一研究参考。”当年,改革委员会还刊发了甘老师的多篇研究论文。春蚕到死丝方尽,老师对文字学的研究情有独钟,一辈子没有停止过刻苦学习,潜心研究,从而使他能不断地在文字学上有所发现和创新。直到临终前,他也没有给家人留下遗嘱,却对医生(也是他的学生)说,“我的文字学研究又有了新的成果,但我现在已不能去实现了……

甘老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他教育子女:“宁可别人亏我,不可我亏别人。”他关心学生疾苦,他给学生免费看病,买药、熬药送到学生面前,感动了学生和家长。对农民挑卖柴火,从不讨价还价,理解农民的艰辛并给予照顾,进门茶水相待。他利用暑假为农民扫盲,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农民高兴地说:“甘老师的暑假扫盲,胜过我小学读六年书。”因此,甘老师赢得了学生和百姓的爱戴。时值文革,当甘老师仙逝的噩耗传出后,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订下协议,停止“内战”,共同送别老师,附近的村民也纷纷赶来参加追悼会,为这位德高望重久负盛名的人民教师送行。

甘老师从事教育工作45年,有37年在古田任教,在古田一中长期兼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先后被评为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当选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等,为古田教育事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他作为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古田人民和广大师生心中。

廖增翰和林韶英一直是我十分敬佩的两位数学老师,他们以丰富的教学经验,满腔热情,认认真真地教好每一节课,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当我得知两位老师在文革中受到无端迫害,受尽折磨,不堪受辱,悄然离开人间时,内心无比悲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然而,悲痛愈加激起我对老师的缅怀,这么多年来,两位老师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心中,挥之不灭。

上世纪50年代,古田一中学生一提起数学老师,都会想到廖增翰老师并对他赞不绝口。廖老师有很高的业务水平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平易近人,可敬又可亲,说话风趣,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廖老师有着与众不同的教学风格,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总是带着微笑稳步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的汉字不多,但很工整,数学公式、符号写得更是清楚,没有同学说看不清黑板上的内容。在开讲中,廖老师时而还伴随着特殊动作,如果发现有同学思想不集中,他就会离开讲台,左右来回边走边讲,突然转向这位同学,点出这位同学的名字,瞪上一眼。或者在来回走动中,他突然一百八十度转身,将一颗小小的粉笔头毫发无差地甩到这个同学的脑壳上。随即,他又给你一个笑脸,提醒你注意了,不要再开小差了。久而久之,同学们也摸透了廖老师用这动作给同学温馨提示的规律。老师这些动作高明之处,在于分寸得当,不失体统,不伤感情,只会逗来一片会心的笑声。廖老师讲课特有的风格与他的性格、修养以及喜爱“说书”、“讲评话”的爱好有内在联系。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自编台词,在旧城一保大街头搭台,用福州话以说书的形式宣传解放思想,博得阵阵掌声,深受观众喜爱。

廖老师在教学工作上认真负责,在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1956年的一天,我在团结楼二楼中间的宣传园地见到了一幅画。不知道是哪位画像高手,几笔线条就逼真地勾画出一位光头大脑袋的廖老师头像,原来,上面画的是廖老师入党时庄严宣誓的情景。顷刻间,一位又红又专的老师形象浮现我脑海中。

林韶音老师在毓菁小学担任校长近20年,在校内外有着很高威望。1952年,她调入古田一中。我在毓菁小学毕业,当年也录取在一中上学,因为长期称呼她林校长,一时难以改口。一天,她亲切又低声地对着我耳旁说:“洪炎,以后应该改口叫我林老师了……”她的一席话使我感动。调入一中,她先担任数学教员,随着年龄增长,后来调整到图书馆工作。她从小学的一校之长变为一名普通的教员,然后又服从分配转到图书管理岗位,新环境,新岗位,她面临着新考验,她甘为铺路石,服从组织安排,以敬业精神,去做好每份工作,认真真教好每节课,赢得人生尊严,树立起新威信。同时,她慈爱宽厚人品,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感人至深。

上世纪50年代初,学校贯彻“教育向工农开门”的原则,动员工农子女入学,我们班王益祯同学,就在这背景下,由廖增翰和王福钟老师在平湖镇面试后,照顾招收入学,当时,他的数学只有小学一、二年级水平。入学后,面对数学课,他深感困难重重,林老师了解益祯这一情况,就以慈母般情怀,每天下午第三节课后把益祯叫到自己的宿舍,为他补课。她极其细心、耐心地为他补完了小学的算术课程及初一的代数,加上益祯的努力、好学,到初二他就轻松地跟上了老师的讲课进度。林老师不仅在学习上关心益祯,在思想、生活上同样关照着、爱护着他,鼓励他加入少先队,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队日活动,益祯没有服装,老师给他买上白衬衫,让他穿上制服,戴上红领巾,高高兴兴地融入这个充满活力的集体中。高中毕业后,益祯考取福建师范学院,他没有辜负林老师关怀,感恩老师教会了自己成长,立志当一名好老师,要像林老师一样去关心、爱护年青一代的成长。

我在中学,有两位老师教过我物理课,从初一至高二一直由陈德植老师教,高三由林元篪老师教。两位老师教学得法、有趣,回想当年触景生情,常使我思念老师,思考做人的道理。

我听陈老师的课,时间长了,适应了他的讲课风格,觉得学物理课轻松,富有乐趣。每次上课,陈老师走进教室后,先考勤,后提问,紧接着就进入正题,开始讲课。他会集中时间把该讲的内容很有条理地讲完,然后会围绕重点及概念提一两个问题,让同学去思考。最后,他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讲点课堂外的趣事。他在给我们讲科技界、教育界的名人时,不仅讲他们的成就,更强调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尊心。从中看出陈老师崇尚科学,崇尚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尤为鲜明。他还常以“人要有真才实学才能站得住脚”和“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警句来鼓励我们要珍惜时光好好学习。

在课堂上,曾经听他讲过的著名科学家有数学家苏步青、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他说:“苏步青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拿到了博士学位,他要求文凭要用中文写,拒绝用日文写,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在谈到王淦昌时,他说:“此人很不简单,中国人很聪明,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呀!”讲这些话虽然与课本内容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通过这些人物的介绍,强调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尊心,目的是要我们自信、自强,要学好真本领。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复旦大学,有机会听到苏步青教授的治学报告,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到他教书育人的贡献,很受鼓舞。同时,钦佩陈老师能使我们如此超前地领略到这位数学大师的贡献和高尚的品德。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有机会接近王淦昌院士。当年陈老师给我们提到王淦昌时说的话,为我们了解、认识、学习王淦昌院士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王淦昌是继吴有训、钱三强之后第三任院长。他资格老,很多知名学者都是他的学生,他平易近人,上至领导,下至职工都亲切地称呼他“王老”。王老说过“爱国主义是对我最大的鞭策”,他把国家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的科学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祖国一声召唤,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以身许国”,从此,“隐姓埋名17年,战斗在戈壁荒原,深入试验现场,精心组织指导,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以及地下核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已成为原子能院的精神,我们要学习王老“以身许国”的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1998年12月,古田一中1958届同学在家乡聚会,我们探望了陈老师。我们久别重逢,喜出望外,有着谈不完的心里话。我一直陪伴着他,告诉陈老师,一个多月前,王淦昌院士走完了光辉的一生。老师边听边感慨,为失去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倍感惋惜。1999年3月1日他在给我来信中说“中国有这样宏大的研究院(原子能研究院),增加了我对祖国前途的信心”,“在科技界上有贡献的人没有真才实学是达不到的”。此时此刻,陈老师当年常说的一席话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林元篪老师那时从外校调入古田一中的时间不长,听到对他教学水平的评价不多,对他还缺乏了解。他个子不高,言语朴素,教学认真,时间久了,同学们适应了他的教学,他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

最使我感动的是看到他的先进事迹报道后,我的心灵受到震撼而不能平静。原来,在青年时代,林老师就萌生了追求真理的信念,鼓起了同反动势力做斗争的勇气,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同志脱离虎口。1947年8月,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他勇敢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福建,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嘉奖。正当他尽情谱写人生辉煌的时候,因为城工部的历史冤案,他被开除党籍,打入冷宫,他被迫离开了党的怀抱,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文革期间,他更是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了迫害。但他的可贵之处,是在最艰难时刻,也没有放弃理想信念,他坚守工作岗位,认真教书,相信总有一天党会给自己平反昭雪……34年之后,这位老党员终于回到了党的母亲的怀抱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立即补交了党费,决定有生之年多为党工作。1976年,老师走完了77年坎坷的人生旅途。当灵车载着老师的遗体向殡仪馆缓缓驶过时,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默立在千米长街的两旁为其送行。1991年2月15日中共三明市委作出决定,追认他为三明市优秀共产党员,号召全市党员、团员、干部、群众向他学习。

作为学生,我不仅为有这样的老师而感到骄傲,更要以老师为榜样,像他那样坚信党、忠于党。同时,我也有责任去讲述他,去歌颂他。2011年,在建党90周年之际,中央组织部老干局开展“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征文纪念活动,我以“身边的感动” 为题撰文,为林老师点赞,使老师的感人事迹得到弘扬,这也算是我对老师的悼念吧。

 

刘美珠、郑慕韩老师先后担任过我们高中化学课老师。在同学心目中,两位老师才华出众,教学得法,注意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善于调动同学学习积极性。母校高考化学成绩令人满意,这与两位老师的辛勤耕耘息息相关。

刘老师精明能干,多才多艺,对学生要求严格。她要求每位同学上课都准备两本本子,用来考察同学听课、复习的效果,她称之为“考本”。一上课,她讲的第一句话是“拿出考本”。久而久之,一进教室,她只说“考本”两字,同学们明白要拿出准备好的本子,老师要测验我们了。我们在“考本”上答题的同时,她转身面对黑板,列出当天上课内容的提纲关键词,如“意义”、“化学性质”、“用途”等等。同学们答题结束,“考本”由最后一排逐排传递到第一排,再集中到老师讲台,这一切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完成。老师收完考本,开始讲新课,按照列出的提纲,有条不紊地逐一讲解,把概念、重点逐一讲清,讲课时间掌握准确,从不拖延时间,讲完黑板上所列提纲,下课的钟声响了。如此守时,令人佩服!

刘老师很关心同学。一次考试后,我兴高采烈跑到操场上玩鞍马,在急跑中腾空跃起,没能跳过,当场摔倒,晕了过去。事后刘老师得知后,关怀备至,几次问及我的康复情况,并找到我的兄长,提出养伤应注意营养等建议,希望早些康复,回到课堂。此事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对老师十分感激。

刘老师与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节课也让人记忆犹新。那是一节化学实验课,老师细心观察着每位同学的操作。因为天气渐渐的凉了,老师通知工友依楷哥,挑两大桶热水,告诉同学,今天天气凉,清洗烧杯、试管都用热水,别冻了手。此时实验室一片寂静,同学们望着老师,不知心里是何滋味,但心里都明白这是老师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节课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刘老师应县委宣传部的要求,向县机关干部和城关中小学老师做《原子结构及其应用》的科普讲座。讲座从原子核结构讲到核反应,核爆炸的破坏及防护,这对于消除核恐惧和唯武器论都有着积极意义。该讲座引起听众极大的兴趣与关注,听众个个聚精会神。这次讲座也充分彰显了老师的才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从小学到高中,很长时间内都是用风琴学音乐。有一天,看到学校请了两位盲人在礼堂舞台上,花了好几天的功夫,把一台钢琴装配起来。就在我佩服两位盲人之时,第一次听到了美妙悦耳的钢琴演奏声,竟是刘老师和音乐老师杨道恩默契合奏出来的。这引起同学们很大的兴趣,有的同学模仿着刘老师弹琴的手势,手舞足蹈,哼着曲调,夸奖刘老师多才多艺。

在中学阶段,提起刘老师,众人都会翘起大拇指称赞,甚至大学生假期回来相聚时,还谈到刘老师教学可与大学教师相媲美。与刘老师相处的日子里,老师的教学、为人、才华等等,在我的记忆中成了永恒美好的回忆。

刘老师调离后,由郑慕韩老师接替她教我们化学。郑老师才华出众,平易近人,他可算得上是古田一中的元老了,母校一路走来,不断发展壮大,一路上都洒有他辛勤的汗水。

他原本学化学,服从组织安排,结果去教物理,而且教得很出色。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已经很有名气了,尤其在高三物理教学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刘老师调离后,他受命于关键时刻,阎平校长亲临教室宣布,由郑慕韩老师接替刘美珠老师教化学课,从此他挑起了教化学的重担。结果正如阎平校长所预料的那样,他教课很负责,很出色。一名老师能把两门主要课程都教得那么专业和出色实属不易。慕韩老师动手能力强,县里开展科技周活动,鼓励学生发明创造,他热心加以指导。他知识面广,热心科普宣传,在我国首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曾向驻古部队、县城机关各单位职工、古一中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做过多场宣讲。他能承担起尖端科学技术的科普宣传义务,是我们的老师和母校的骄傲。慕韩老师爱岗敬业口碑很好,他有诸多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但他都放弃了,服从组织安排,扎根山区,呕心沥血,把书教好。

1955年,大约是9月或10月的一天,我见到新上任的刘作裕老师在龙首山雨盖操场带领一批学生,时而来回转圈,时而从东到西、从南往北跑动着。刘老师还做各种姿势跑在前面,紧随其后的学生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原来他们是在做体操运动前的热身准备。这一幕,冲破了我脑子固有的平静,打开了我的眼界,而古田一中的体操运动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在此之前,体操运动没有正式的场所,只是华侨大厦通往男生新宿舍的途中有一块场地,有一单杠,偶尔路过可以做引体向上,荡秋千,在吊板摆桥上来回摆动,练平衡。刘老师上任后,雨盖操场作为体操、乒乓球运动的场所,被武装起来,增设了单杠、双杠、平衡木、鞍马等等。在刘老师的指导下,体操运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的积极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成为了优秀运动员。我的同班同学陈丽如、陈益民、曾铭先等先后在1956年、1957参加全省少年体操运动会、全省五专区少年体操锦标赛上,均获得了好成绩,实现了此项运动零获奖的突破,为母校赢得了荣誉。我当年也在这种热烈气氛的熏陶下,跟着跑跑跳跳,觉得很有意思。

随着体操运动的深入开展,许多学生由热爱体育活动到立志投身体育事业,报考体育院校的同学就多了起来。1957届的姚辉祥考入上海体育学院,1958届的林万钊、魏永整、曾铭先,1959届的林世端、何芳灿先后考入北京体育学院。这成母校高考的新亮点。在刘作裕老师来到之前,我还未曾听说过有谁愿意报考体育院校。那几年,古田一中考取体育院校的人数名列南平专区前茅,专署教育局领导在一次中学校长会议上,还表扬了母校输送优秀学生报考体育院校的事迹。他们毕业后分配到体育事业岗位,为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万钊分配在国家体委训练局任队医,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他与女排运动员共同登领奖台。魏永整分配到县体委任职,培养了多名省和国家级运动员,退休后继续为发展老年人的健康事业发挥作用,担任县老体协、太极拳、太极剑委员会主任,笔耕不辍,撰写科技论文,建树良多。

母校70周年校庆之际,刘老师撰写的回忆录《任教古田一中往事片段回忆》,作为向母校70周年庆典的献礼。从中,我对老师有了更多了解。彼时他全身心扑在教学上,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创造性工作,哪怕是再寻常不过的哨子,老师也对它情有独钟,将之作为重要教具,认真揣摩,吹出动听悦耳的哨音,让学生了解老师的意图而迅速行动。他经过精心策划,耐心协调,把体育课内外活动扎扎实实发展起来,保证了体育教学在学校的地位和作用,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在古田乃至南平、闽侯和宁德地区的体育教学中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刘老师为人师表,人格高尚,对学生关怀备至。就学生工作方面而言,具体问题,他坚持以调查研究入手,实事求是为学生排忧解难;思想认识问题,他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坚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说服,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突发事情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护学生安全;当学生伤心悲痛急需帮助时,他果断为学生拿主意,想办法,成为学生主心骨。因此,他赢得了学生们的普遍爱戴,几十年过去了,师生深情厚谊依旧,我们都一直与他保持联系, 

刘老师在古田一中奋斗了27个春秋,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她,为古田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获得古田县、宁德地区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多项荣誉,并在1981年荣获全国千名优秀体育教师的金质奖章。

回首往昔,不胜依依。谨以此文聊表自己对恩师和母校的感念,同时,也作为自己对初高中生活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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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清英先生为古田现代史上一位负有盛名的一代名师,我们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第一辑《三山往事》原拟为之作传,但因缺乏新材料,难以写成。关于甘清英先生,甘赞先、甘资先写有《父亲甘清英先生》(见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古田旧城记忆》一书)一文,1998年版的《屏南县志》也有专门介绍。

 

张洪炎,古田一中高中1958届校友,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6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长期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历任情报处副处长,同位素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科技委副主任。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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