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在“大串联”、“大武斗”之后，红卫兵运动的狂热逐渐消退，中小学校酝酿复课，那些失学的毛孩子们开始向荒芜多年的校园聚拢。

这一年，是我小学毕业后在社会上浪荡的第4年，我“浪”到了建阳，在亲戚那儿操弄锯、凿、刨刀，尝试着做一个小木匠。听到复课消息后我赶回古田，由外祖母（父母还关在俗称“牛棚”的“学习班”里）陪着去古田一中报名。但在学校“教育革命小组”的办公室里，我的求学热情遭遇了冷漠的拒绝。理由的奇葩就不必说了。

——没曾想到，我和母校是以这样的方式结缘的。

后来，经过半年的奔走，我终究还是坐在了古田一中的初一教室里。半年前复课入学的孩子这时一分为二，一半升入初二，一半留在初一，我作为新生却被插在初一的旧生班里。

那时的学校推行军事化管理，年级和班参照部队连、排的建制，我所在的初一（4）班就成了1连4排，班主任胡瑞琛老师自然就是“排长”了。胡老师三十来岁，正当年轻有为。他教数学，讲课有条理很逻辑，听说他是高中毕业留校教书的，我们这些毛孩子佩服得不行。但我最兴趣的是他的板书。他的字横平竖直，但最后一笔往往弯曲婉转，如瓜藤的卷须般圆润有致，在端庄中显得灵动秀气，形成别具一格的“胡体”。因此他上课，我学数学，也学他写字，曾一度模仿得很像。胡老师担任“排长”，可谓身先士卒。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10里地外的郊区开荒建农场，他总是为我们拉着木轮板车，艰难行进在崎岖的乡间小道上，是我们中的“强劳力”。

胡老师还是我进入古田一中后的第一位恩师。因为师娘与我父亲同在一所乡村学校任教的缘故，胡老师对我格外关照。我一个新生插在旧生的班里，学习跟不上，是胡老师帮我找来各科老师辅导，好让我跟上教学进度，顺利完成学业。

胡老师和当时的许多教师一样，勤勤恳恳教书，战战兢兢做人，对政治运动避之不及，但还是被政治运动殃及了，1973年被贬到乡下中学。那年暑期，我和几个同学在教工宿舍帮着整理行包。几位被贬的老师边整理着，边大声地唱起《红灯记》里的：

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纠纠……

他们借“革命样板戏”来表达对际遇的不满与反抗。那唱腔既雄浑又带着悲凉，从他们各自的宿舍里传出，彼此应和着，在空旷阒寂的校园里回荡，至今印象深刻。

丁光炎老师也是我的数学老师，班主任。丁老师担任班主任格外负责。在当时肃杀的政治环境里，人人都活得惶恐，丁老师常说，你的言行就是你的历史，记入你的档案，影响你的人生，反复叮嘱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表现，谨言慎行。可我们那时年少无知，不解其中利害，反以为“迂”。但后来发生的一次口误，我才真切体会到丁老师的良苦用心。

当年每逢大会小会，上台发言，必首先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其后，林副统帅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全国上下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就在这时，在一次班会活动上，我上台发言，在敬祝了伟大领袖之后，习惯性地顺口敬祝已摔死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一霎时，全班师生为之失色，陷入“摊上大事”的恐怖之中。这时要不是丁老师及时转换话题，事后又帮助“灭火”，我可能就在劫难逃了。

这事今天回想起来，仍觉心有余悸。

在初中，教我语文的，是蒋宝盛老师和游庆喜老师。蒋老师是江苏镇江人吧，俄语科班出身。早些年中苏友谊万古长青，有多少青年才俊上大学学了俄语。岂料这中苏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这些本该进外交部、领事馆之类的俄语才俊们就成了多余的人，被随便抛掷，到了中学也无俄语可教，只好改行教起语文、历史、地理。

蒋老师教语文，讲解《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不值一提，倒是给我们讲他的大学生活，讲春天里划着小船去郊游，男女同学看电影办舞会，讲得我们这些视小资产阶级生活为洪水猛兽、视男女交往为下流的毛孩子一愣一愣的。有一次他骂我们老封建，说他们同学出游，天气热女生要脱衣换裳，男同学就只背过身而已，大家纯洁友爱，互相信任。我们听着、听着，都起了贼心。看得出蒋老师拥有俄罗斯式的浪漫情怀，开风气之先，对我们当时的“三观”是不小的冲击。

游庆喜老师没有蒋老师的浪漫故事，但他鹤发童颜，慈祥可亲。庆喜老师的公子游友基是后来调到古田一中的，我的语文先后得他们父子赐教启蒙。庆喜老师的课，文言文讲的好；游公子，我喜欢他讲文学，讲鲁迅。游友基老师和赖再老师、李扬强老师、曾顺言老师，是当年语文组的“四强”（当时有没有“四条汉子”的说法呢？），深得毛孩子们崇拜，有很多“粉丝”。所惜者我在一中求学四年没能坐在赖、李、曾三位老师的课堂里听他们授课，所幸的是后来我与赖、李两位老师成为同事，在他们的照顾与指导下开始教书生涯。

曾顺言老师，福州人，他的语文课在学生中评价很高。他不但教书好，象棋也一级棒。他下的是盲棋，而且可以同时和几个人下几盘棋，他不用看棋盘，而对手们是可以看着棋盘和他较量的。过年时县里象棋比赛，几块大棋盘高高挂在县工人文化宫门前，观者如堵，热闹如市。曾老师背对棋盘，同时和几个高手对垒，他总能稳操胜券，而且在棋局终了，还能把整盘棋的双方对垒过程依先后一步不落、一子不错的再现出来，可见他棋艺的精湛和记忆力的超强。

和胡瑞琛老师一样，曾老师后来也被贬到了乡下。他是被贬到平湖公社教书的。一个才子，众誉甚高，偏却漂泊异乡，又遭此挫折，难以作为，不由你不颓靡。他后来在平湖退休，有一年退休教师可以评职称（仅是荣誉，不与工资挂钩），他为此来找我，提起N年前曾在语文年会上交流过一篇文章，要寻这文章来参评高级教师。往事想来，不胜唏嘘。

我的初中英语是福权老师教的。他教英语是最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的外貌举止像老外，说话腔调也像老外，虽然我们当时还没见过老外，更不知老外说话的腔调。福权老师是从印尼回国的。当年印尼排华，他和家人一道回到祖国，所以他的腔调大概是印尼腔吧。但不管怎样，在我们这些毛孩子看来，他的外貌、腔调和他所教的英语是如此协调，以致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度里，他是我们能够耳闻目睹的全部的外部世界。而这全部的外部世界，就是用一节又一节的英语课，一遍又一遍地领着我们跟读：

“Long live Chairman Mao！”

“I wish a long life of Chairman Mao！”

我们是如此的忠贞，如此的虔诚，以致在后来的人生中，我再也学不会其它英语了。

——当然，这绝不是福权老师的错。

我们那时没有物理、化学，有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这两门课，简称“工基”、“农基”。

教我们“工基”的陈中枢老师，戴着深度眼镜，眼睛小，声音尖细，有点像“文革”时期电影《决裂》里那个被嘲讽的讲授马尾巴功能的孙教授（葛存壮扮演）。陈老师对科学很敬畏，对上课很投入，但对我们这些毛孩子爱理不理。陈老师给我们讲解“安培定则”，他用右手演示如果握住通电螺线管，四指指向电流方向，大拇指的指向就是磁场的方向。这时，他往往沉浸其中，闭着眼睛，边做着手势，边低声吟道：“切割磁力线……切割磁力线……”一副很是陶醉的样子。讲台下的毛孩子便抓住这个机会，以粉笔头为武器，朝他眼镜上闪闪的镜片精确制导。但陈老师全不理会，依然闭着眼睛，陶醉地切割他的磁力线。

中枢老师藏在深度眼镜里的那双小眼睛永远闪烁着科学的光芒，可惜在那个时代里，没能把我们愚顽的心灵照亮。

教我们“农基”的，有老农陈信岳和郑瑞娇老师。

陈信岳是松台村的农民，是作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来到一中，同时兼给我们上课。他教我们什么叫氮肥、磷肥、钾肥，如何育秧、播种、耕耘。他的板书，字很大，仿佛黑板就是他刨挖耕耘的田地，而且很大气，是练过字的那种。

郑瑞娇老师教“农基”，主要是生物方面的内容。我记得她说淘米时别淘太干净，洗猪肠、猪肚什么的也别把内壁的粘膜都洗掉了，营养成分都在上头呢。至于人体内的大肠小肠、动脉静脉、左右心室什么，我也是在郑老师的课上才约略知道的。

郑老师还是学校的生管老师，在毛孩子中，尤其在男毛孩中是有“口碑”的。例如，学校寄宿生清晨要上早操，有些男毛孩就以性别为武器和她对抗。郑老师到宿舍里，要揪他们去上操，他们就躲在被窝里喊：“别进来，我们没穿裤子！”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她这把年纪，已嫁夫生子，且教的生物，什么东西没见过呢？（这是郑老师说的）当年学校没有围墙，教学楼的窗外是空地，空地边上就是吉兆村的农田，种着小麦油菜什么的。每到下课，男毛孩不上厕所，就绕到空地上对着小麦油菜喷洒浇灌，若是见到郑老师走来，恨不能废水回收，立马走人。当然，被郑老师俘获也是有的。

当年我们学工基、农基，也并不全是“黑板上开机器，书本里学种田”。学校办有农场、工厂，每个学期我们还走出校门到农村或工厂去参加劳动实践，而且一去就是十天半月。这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走《五七指示》的道路。

我入学的1970年，一篇关于古田一中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在著名的《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五七指示》的大道越走越广阔”。

《五七指示》是伟大领袖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副统帅写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篇发表在《红旗》上的文章主要是说：走《五七指示》道路必遭阶级敌人的破坏和错误思想的干扰，古田一中在落实《五七指示》开展学工学农的过程中，就经历了如此这般的三个回合斗争，取得了可喜的胜利。

《红旗》是党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在当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简称“两报一刊”）经常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表重要的社论和文章，极具权威。因此，这篇文章在《红旗》上发表后，古田一中声名鹊起，全国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络绎不绝，学校的学工学农氛围也越发轰轰烈烈。

在我高一的时候，学校筹办“《五七指示》的大道越走越广阔”大型展览，大约有大半个学期，我这高一新生就不用去上课了，到美术室涂涂画画，参与布展（当然还有些颜值高标、声音甜美的女孩也停了课来当讲解员）。能得到领导信任承担此光荣任务，我不免自我膨胀，有时脱离班级集体也不请假，即使请假也是我有圣旨你奈我何的心态。好在班主任看小人得志，不予计较，就由着我去吧。

另外，《五七指示》里还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学校的三尺讲台自然也不能任由他们统治，该让我们这些毛孩子轮流来坐庄吧。“红卫兵上讲台”（学校不设学生会，以“红卫兵总部”取代之，学生们自然都是红卫兵）就这么时兴起来了。我作为红卫兵也上过讲台，“教”过语文、数学什么的。当时我笃信“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之类胡话，趾高气扬，不知到讲台上胡诌了些什么，至今想来，仍觉羞愧！

我高中两年，班主任分别是教物理（“工基”）的黄育涛老师和教数学的王家滋老师。黄老师教物理，激发了我自学的兴趣，我曾订阅了《无线电》杂志，和趣味相投的同学一起钻研自制二极管收音机。后来我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再后来恢复高考，我报考大学，黄老师遇见我父亲，他劝我报考理工科。我违逆师意，报考了文科，所以注定碌碌无为，至今犹是。

母校复课后的第一届高中，曾设有“学工排”、“文艺排”（“排”即是“班级”）。文艺排的师生排练演出现代京剧、革命样板戏之一的《沙家浜》，到各地巡演，在当时是一件盛事。学工排的“排长”（班主任）王家滋老师，带领学工排的孩子们建校办工厂，生产打谷机等农用机械，为农业机械化做贡献。在学校所有“排长”中，王老师的名声最响：号称“王排”。

1974年，我高中毕业。之后辗转9年，又回到古田一中，忝列在母校教师的名册中，黄育涛老师是我的副校长，王家滋老师是我的教务主任。

——只是，我的学生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我与母校的另一段新缘，已然开始……

陆敏，古田一中高中1974届校友，毕业于福建师大中文系。1983年至1995年在古田一中任教，1996年后在厦门双十中学任教，受聘福建师大兼职副教授，曾多次参与福建省语文高考试卷的命题与审题工作。现退休在厦门生活。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