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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七五届农村写作班

来源:作者:林兴华发布时间:2020年05月05日 浏览次数: 【字体:

1974年临近春节,马上就要放寒假了,学校通知说,为了让学生适应毕业后的农村生活,学习“株洲经验”,学校准备开办农村专业班,让学生在校期间学会一门农村实用技术。当时古田一中开办的专业班有农村医疗班、农村机电班和农村写作班。我毫不犹豫地选报了农村写作班。

当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展了六个年头。在古田,上山下乡知青已经成为累赘:这一大群无端增加的人口,不管他们有没有下田干活,都得分走农民有限的土地里生产出的有限的粮食,使农民的口粮、工分值不断下降。没有知青,农民照样可以种好那些田。而且,这些人口还在逐年增加。而知青们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结果还养不起自己一个人,婚姻和出路更成问题。1974年,莆田教师李庆霖冒着生命危险,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的儿子“头发长了,没钱理,衣服破了,没钱添置”。毛主席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株洲经验”就是在毛主席“容当统筹解决”指示下总结出的可行经验,在全国推广。

1975年春节过后开学,我们农村写作班就只上语文和体育。写作班的班主任是游友基老师,副班主任是李扬强老师,体育老师是陈梁椿老师。现在想来,有游、李二师这样年富力强而又才华横溢的老师轮流教我们一个学期,确是我们在知识蛮荒年代的幸运。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是同高中、同大学、同语文教研组的“三同”搭档,现在又同教我们一个写作班,这“四同”可谓是天作之合了。

写作班开设的课程,按开课时间的顺序为:农村常用字,由李老师讲授;文艺理论,由游老师讲授;“大批判”文章写作,由李老师讲授;诗歌和小说创作,由游老师讲授;独幕话剧和曲艺创作,由李老师讲授;新闻和调查报告写作,由游老师讲授。

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当时的授课方式,竟然有点像民国时期的大学上课:没有指定课本,授课内容老师自己确定,讲义自己编写。有的课程来不及刻印讲义,就直接开课了。游老师在上文艺理论课时曾说,为了这门课,他整个寒假没有休息过一天,看的参考资料叠起来足足有讲台那么高。试想,一个寒假才二十来天,而阅读那么多参考资料又要花费多少时间!

农村常用字,是发下来的第一份讲义。李老师摘要讲了古田话的常用字,讲得很生动,古田话、杉洋话、普通话夹着讲,课堂里不断发出笑声。

文艺理论足足讲了两个星期。虽然那时重点讲的是“三突出”的理论,即在文艺作品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但是,由于游老师大量引用外国著名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经典作品和经典论述来佐证,他的课总是给人以纵横捭阖、耳目一新之感。那些冗长的俄国作家和理论家的名字,那些英、法、德等国家杰出作家的作品,在游老师口中娓娓道出,别有一番韵味。许多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到。当然,“三突出”的理论也深入到我的心里。毕业后的若干年里,我还经常感叹,原来文艺还有如此完整的一套理论!这些理论让我受用无穷,因为游老师的授课已经大大突破了“三突出”的定义范围。

诗歌创作讲了两个星期,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单行排列的文字,竟然隐藏着那么多的奥秘!至今,我对游老师讲授“无姬压酒劝客尝”、“僧敲月下门”以及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最难得的是,老师还专门安排了诗歌创作的时间,谓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学习诗歌创作期间,恰逢古田县第一届“上山下乡”代表大会召开。我在会议期间苦思冥想,写了一首以学生晨读毛选为主要内容的诗给游老师看,他瞄了一眼,说:“这不是诗歌。”我不服气,晚上模仿《西去列车的窗口》,一口气写了一首《讲台上》。第二天,游老师接过去一看,右手在大腿上一拍,说:“好诗来了!”这个情景成为我一辈子吹牛的资本。后来,我的这首诗在班里印成习作集时被排在盛叶舟、陈斌的同题材诗歌后面,似乎是被评上了第三名。记得在初一写第一篇作文时,我还不知道段落开头要空两格,才两个星期的学习,居然能拿到这样的成绩,自己也感到惊愕。毕业时,我把油印的习作订成一本习作集,至今还珍藏着。

新闻和调查报告写作就学一个星期。消息、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和调查报告等文体,都蜻蜓点水似的过了一遍。课程似乎简单,但都有很强的针对性,非常实用。之后,我们还到松台村做了一次调查。回来后,我按照游老师上课时讲的“帽子加例子”结构模式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两天后,老师将一沓作文纸交给我,要我将十多个同学写的同题调查报告综合成一篇。那篇文字综合完毕后,老师没有作什么修改。我后来编书时总会想到那一次“综合”写作实践,即以自己的观点为准,博采众人的材料。

李扬强老师在教我们之前,致力于当年的“文艺排”,教学编导了不少文艺节目,如现代京剧《沙家浜》和其他样板戏选段,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他教我们独幕话剧写作,运用自己的舞台经验,连教带表演,既实用又生动,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惜,时间不够,我们没有进行具体的创作实践,没有留下习作。

到学习曲艺创作时,已经接近期末,时间很紧了。李老师加快授课节奏,尽量将不同的曲艺体裁都让我们见识一遍。对口词和快板在当时最为流行,李老师讲得比较详细。印象最深的是李老师教相声,他以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友谊颂》为教材,教我们怎样制作包袱,怎样抖包袱,兼之他一个人捧哏、逗哏一起上,惟妙惟肖,使我们在学到相声创作的同时,还享受到了相声带来的乐趣。

在知识蛮荒的年代,我们能享受到这样专业的训练,确实非常幸运。记得当时学校要求学生一个学期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下乡或下厂实践学习,这期间,一中偌大的操场,就剩下我们一个班在做广播体操。可见,两位老师为了我们能学到一点有用的东西,肯定是在校领导面前努力争取过,甚至担着走“白专道路”的风险。那是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只要有谁提出批判,两位老师就要承受被批斗的厄运和无穷的政治压力。从我保留的《农村写作班学习资料》可以看出,讲义的内容都是真金白银的硬货,不难想象,两位老师当时是拿着自己的前途作赌注,冒着极大的风险来教我们的。

写作班的同学是从各个班挑选而来的。机会来之不易,我上课拼命做笔记,下课拼命整理笔记。一个学期下来,从其他班上来的同学到了期末竟然还基本上叫不出名字。那几年,学校需要学生看守实验室。我们几个寄宿生有幸被派入住实验楼二层的一间教室。在那里最大的好处就是晚上不熄灯。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我用讲台挡住拉到床头的电灯,如饥似渴地复习白天做的笔记,背诵老师上课时引用的古典诗词、经典名言。夜以继日的学习,使我收获良多,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那时候,我们男女同学互不讲话。有一次课余时间,几位女同学在聊天,说我们班将来肯定会出几个作家。我心里想,我一定会成为作家!可惜自己不争气,至今只能当一个省级作家。

特殊的年代铸就了特殊的师生情。那时候,学校要求学生晚上在校巡逻。每逢友基老师带队,他总是带着我们一路讲文学,讲外国的“反特”小说,讲中国的古代文学,而这是在课堂上是听不到的,因此,巡逻就变为文学启蒙。有一次劳动课,他很激动地跑到我们面前,说:“医生诊断了,我老婆不是(患)癌症!”那时候我们还小,不知道“癌症”意味着什么。这一幕我后来经常浮现在脑海中。我知道,游老师是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才会在我们面前自然流露突然解脱内心忧虑的兴奋之情。我想,这是特殊年代熔炼出来的师生情,现在的老师恐怕很难有这种条件和氛围来向学生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了。1975年7月13日,我“上山下乡”到卓洋公社茶场,游老师到车站为我送行。临行前,游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兴华,你现在的写作水平已经相当于我大学一年级了。”这句话鼓舞了当年“上山下乡”的我,给了我一辈子的信心。1978年我参加高考,在语文没有复习半天的情况下,100分的卷子还考了67分。这都归功于当年在写作班打下的基础。

我与游、李二位老师亲密的师生情谊一直保留到现在。1977年春节前,我从乡下回到县城,在街上邂逅游老师,两人从十字街、罗华桥头、汽车站、松台口、林业局门口,又到十字街,一圈又一圈,不知转了多少圈。那时我经过上山下乡,有了些许社会阅历,师生话语投机,竟忘了饥渴,不知路灯已上,月悬半空。那一次,我们没有讲文学,只讲人生,讲前途,讲出路。那时的游老师也还年轻啊!

毕业后,我与扬强老师来往甚少。一九八四年起我一直在古田十四中教书。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我在泮洋乡政府远远看见李老师,我想上前问好,但羞于自己一事无成,身处十三都之旮旯,不好意思相认。但想到农村写作班,就鼓起勇气上前打了一个招呼。“兴华,你在泮洋?中学还是小学?”将近二十年没见面了,老师还是立即叫出我的名字,我的心情像小学生一样激动,一下子把师生情拉近到农村写作班的年代。多年以后,我借调到文化馆,李老师几乎每天都来我办公室,畅谈古田民俗风情、历史典故。2012年,李老师推荐我为县政协委员,得到批准。之后,他孜孜不倦地指导我撰写古田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指导我编辑政协文史资料,像《古田古民居》等图书,其实都凝聚着他老人家的心血。

师生的交流互动,也促使李老师放弃在完成《蓝田古文化》一书后辍笔的念头,重新提笔著述,为我县留下了珍贵的文史资料。那是2010年9月,我与李小青陪同李老师一起回他的老家杉洋村。我们师生日里周游杉洋名胜,夜里促膝畅谈。李老师灵感涌动,不久就动手写作《蓝田引月》。今年(2016)6月份,友基老师返古,我陪同他去看望李老师。在他宿舍的小阳台前,忆想农村写作班,相谈甚欢。老树播种幼苗长,成林时见一片绿。七五届写作班铸就的师生情谊,用文字是写不完的。

我从教后,上课的语气姿势、营造课堂气氛的方式等等很多都是直接模仿二位老师的。我们全班四十多个同学,在以后的各个工作岗位中,或多或少都发挥了自己写作上的优势。比较典型的如吴世用同学,在大桥镇、城东街道办事处工作,都是单位里的“一把笔”。女同学苏兰青理科出身,却长期任南平市委副秘书长,这与她在写作班练就的文字功底也不无关系。

一眨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七五届农村写作班,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学期,但对我的影响却是一辈子。

 

林兴华,古田一中高中1975届校友,毕业于宁德师专,现任职于古田县文化馆,曾统稿《古田古民居》、《临水古田》等图书,著有《古田民间文化宝藏·鹤塘》,系福建省陈靖姑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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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公子(游友基先生)那时年轻潇洒,多才倜傥,遇上好文章,必定口若悬河,讲得眉飞色舞。他上鲁迅的小说《药》,给我的印象尤深。他讲华老栓“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讲康大叔“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神情毕肖,能把我们带到鲁镇丁字街的“古轩亭口”,其中的“蹩”和“攫”两字也一辈子忘不了。他没有康大叔的满脸横肉,但嚷起“包好,包好!”能让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得了痨病的小栓。他讲刑场上许多像鸭子般伸长颈项的看客,我就想起那阵子经常杀人,想起我尾随囚车到刑场看枪毙犯人的情景,很佩服他讲出了我们看客的心态。

游公子是学校的团委副书记,有一年期末,他把一摞材料交给我,要我整理团的工作总结。可那时我的家庭受“文革”冲击,我仅仅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团还是一种奢望。

——摘自陆敏先生的《我的语文老师们》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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