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古田二小五年（3）（4）两个班被划入古田一中初中部，其原因据说是他们比其他两个班更调皮捣蛋！不知（4）班是何情况，身为（3）班一分子的我，对本班的表现可谓记忆深刻。本班最大的特色就两个字：敢打！不单窝里互打，对外更是空前团结，前一刻还在“窝里斗”的一伙人听说同班同学被外班人欺负，立马摒弃前嫌，一致对外，把“外敌”打得人仰马翻。这是（3）班的“光荣传统”，低年级时这样的作风连高年级的同学也畏惧三分。当然，这些光辉业绩没有女同学的功劳，也没有以陈皓等为代表的雷打不动的少数乖乖男的功劳，但肯定有我的功劳。恶行必有“恶报”。小学毕业时古田二小还办初中部，设两个班，老师们一合计，毅然决定把听话的（1）（2)班留在身边，把不听话的（3）（4）班“赶”入古田一中校门。那话外音一定是：不听话的离远点，眼不见清静！就这样顽皮的我们把一群无辜的女同学和几个乖乖男全都连累得早早离开了古田二小。惭愧啊，哈哈！

一、金童玉女

古田一中那届的初一共有4个班，起初我在（3）班，班主任是体育老师江建忠。建忠老师当时20刚出头，风华正茂，英俊阳刚，是标准的美男子。他篮球打得特好，投篮神准。我放学时常常在操场看他打球看得入迷，忘了回家吃饭。有建忠老师这个“金童”，就不能没有“玉女”。教我们认识ABC的刘蜜山老师名副其实。刘老师据说是上海人，芳龄20许，身材娇小，面容清秀，气质优雅。她讲课轻声细语，经她念出来的英语也格外婉转动听。不知哪位恶作剧瞎编了打油诗“刘蜜山刘蜜山，一月工资三十三……”，有一个捣蛋鬼还竟敢在她面前将此滥诗大声嚷嚷，把她都气哭了。私底下我们更是乱点鸳鸯谱，说江老师与刘老师真是天生一对呢。可是没多久这个悬念就烟消云散了，还不到一个学年，当时还是代课教师身份的刘老师就考上大学飞回上海去了，小山城终究没法留住金凤凰。

二、慈母心怀

初一（3）班只是我短暂的过渡。就在开学两个月左右，学校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然后按成绩重新分班，成绩好的分到了（1）班，也就是所谓的快班。原古田二小（3）班的陈皓、谢丽川、余永平，（4）班的高小莹、潘飞、陈勇斌、刘再中等和我一起都“考到”了（1）班。重新分班后班主任也都相应做了调整，（1）班班主任由汪家繁老师担任。汪老师执教物理，特别敬业，她教风严谨，授课时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但对我们要求严格，常常对我们说：“快班就是要为其他班树立榜样，你们就应该比别的班学得更好，做得更好。”一旦哪个小子犯错，她便苦口婆心地把道理讲透，让你心服口服方才罢休。

年段长郑群英老师教我们政治课。郑老师平常说话明快简洁，从不拖泥带水，一副男子汉的豪爽刚毅，但其实她也和汪老师一样都有一颗慈母般的心怀。那是第一学期后半段，我父亲所在单位失火。我们家住在单位宿舍，自然不能幸免，所有家当被烧了个精光。天气渐渐转冷。一天郑老师给我们上完政治课后，把我叫到了一边，小声问我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原来我大冷天穿着单衣上课，细心的她从中观察到了异样。我把情况向她和盘托出。郑老师和汪老师一阵商议，便马不停蹄地为我向学校申请“寒衣费”。学校为我拨发了33元购衣费用。33元在今天可能是个小数目，但当时一个学徒工人的一个月工资才18元呐！穿上老师购买的了“卫生衣”（厚内衣）和棉衣裤，温暖的又何止是身体!至今每每想起郑老师，我仍禁不住泪水盈盈，感动不已！

三、评语的神奇反应

初二时李幼燊老师接任了快班班主任。李老师身材高挑，仪态端庄，冷艳中隐含傲气，言行举止都透露着一股军人气质。这在当时是个谜，后来听说李老师的爱人是部队军官，便猜想她的气质风度与其爱人的潜移默化有关。李老师执教化学课，从C、Ca等元素符号开始为我们进行化学启蒙教育，让我们体会到了化学的神奇。

记得初二时是游庆喜老师教我们语文。游老师当时年过半百，头发花白。他讲课声音洪亮，朗诵文章抑扬顿挫，情绪饱满。有一次我上课偷看吉鸿昌将军抗日的长篇小说《长城恨》，不巧被他发现，书自然被当场收走。此书是从文化馆借阅的，我不知如何收场，心中忐忑难安。好不容易熬到下课的铃声响起，游老师把我叫到走廊外，摸着我的头，问我几时开始看小说，都看过哪些书。我说小学三年级时开始看《水浒全传》，还看过《敌后武工队》、《说岳全传》等等，有点显摆似地一一报出。他含笑点点头说：“以后上课不准看课外书，下不为例。”他把书还给了我，同时还向我推荐了几本小说，再三交代只能课后看。本来以为有一场暴风骤雨，谁知却是风轻云淡等闲而过，幸哉幸哉！我似乎觉得游老师对我有些偏爱，批改我的作文时绝非简单的“阅”。我作文本上的每篇习作都有游老师的圈圈点点，还有各种点评如“开门见山点题，好!”“描写生动，语言活泼”等评语。有一次父亲翻看我的作文本后问我：“是不是抄来的？”我说：“不是。”他说：“老师对你的作文评价都不错哦!”傍晚放学回到家，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的饭碗上竟盖着一个诱人的荷包蛋，荷包蛋下还有一块腌肉!我大快朵颐，美美地享受这份特殊待遇，而姐弟妹们只能干瞪眼。想当年这腌肉荷包蛋可是接待贵客的美味佳肴，我等小毛孩岂能轻易享受!我知道这是游老师的点评神奇地转化成了我的口福。

老师的好评是“福”，老师的差评又如何呢？初中临毕业快中考时我好动贪玩的本性爆发，成绩一降再降，李老师对我个别谈话也不见效。为此，大概在中考前20天，李老师来家访。李老师的点评很简单：小聪明，太贪玩，临考了还不读书！老师前脚刚走，母亲就对我大刑侍候，我被暴揍了一顿。我家是慈父严母，父亲从来不打孩子，历来由母亲来执掌刑罚。第二天上学时，李老师大概从我手脚上的挨打痕迹看出端倪，中午放学时再次来到我家里，特意与我母亲交流，主题应该是不要体罚之类。但无论如何这顿暴打还真“打得及时，打出成效”。此后的20天，我安心复习，小聪明再次发挥作用，中考成绩不错。也因此，我得以混进古田一中高中的快班。至今我都认为中考的成功完全仰仗于这顿暴打。

1979年9月，古田一中高一年段招收8个班，成绩前50名的学生被编入（8）班，别名快班。因学制改革，高中由两年制改为三年制，学校特意组建一个快班，昼夜兼程，要把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参加高考。这两年时间里，所有任课老师放弃寒暑假给我们上课。即使过年，也顶多从初一放到初五。老师们不计得失，辛勤陪伴，一路引领呵护着我们。除教物理的班主任黄育涛老师外，我记得名字的有英语老师李葵、余根尧，生物老师林春森，数学老师魏公华，化学老师蒋自强，语文老师倪可源、赖再等。

四、人心都是肉长的

魏公华老师个子不高，身材壮实，穿着朴素大方，常穿小西装领的便服，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秋冬季节里似乎一点都不怕冷，衣服总比别人少穿一二件，记忆里他没有穿过棉衣。魏老师的数学课生动活泼，他时常在讲课时抛出一个巧妙而又俏皮幽默的比喻，引发出同学们会意的笑声。记得讲授集合时，他说：“鸡笼在房子里，那么鸡在笼子里就一定在房子里，如果只知道鸡在房子里它就不一定在鸡笼里，那么它也有可能在哪里，在哪里呀——”他特意拉长声音后抖出包袱：“它也有可能在艳春同学的被窝里呢。”魏老师特别宠爱漂亮乖巧而学习又棒的朱艳春同学，所以艳春的名字常常被他在课堂提起。他模仿艳春同学嗲声嗲气的声音“啊呀啊呀”惟妙惟肖，活脱脱一个顽童。魏老师授课，讲着讲着，他会突然来一个思维跳跃，引出一个个生活哲理并感叹人生。他的名言“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记得最牢。这句话经他诠释，让我明白：“肉长”的心中不可无情，“肉长”的心就应该怀满情义，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师生情等；同时还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兼顾到他人的感受，学会为别人着想。魏老师在教会我们解题的同时，也在时时教我们如何做人。

五、慈祥的“汉文伯”

倪可源老师和蔼慈祥，没有弥勒般的大肚却有弥勒般的笑容，瘦瘦高高的他如果穿上长衫一定更显清高儒雅。在班上，我上课最不专心听讲，唯独上倪老师的语文课格外认真。老师讲解文言文时，旁征博引，融古贯今，把枯燥的“之乎者也”讲得风生水起，引人入胜。朗诵古诗词时，声音高亢，偶尔把一些字念成古音，依此来表现古诗词的韵律美。如果上课时发现有人走神或做小动作，他会突然提高音调并注视你，引起你注意，待你回过神时他才恢复原来的节奏。那时老师授课多半自问自答，可我常常“插嘴插舌”，他还没来得及自答就被我给“抢答”了。他也不生气，笑眯眯地看着我，又给了我一个追问，我答上后，他就点点头，算是赞许吧。意想不到的是，毕业35年聚会时，总是坐在最后排的陈辉同学对这些课堂上的细节也记忆犹新，还能娓娓道来。不知为什么，我那时对对联特别感兴趣，便向倪老师请教。老师送给我一本《声律启蒙》，并给我讲解平仄韵律等基本知识。拿到这本书，我如获至宝，急不可耐地把“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背得滚瓜烂熟。这本书我至今还珍藏着。

六、如山父爱

最辛苦的当然是班主任黄育涛老师。黄老师当时年届不惑，正值壮年的他为我们操劳太过，以致华发早生，所以剪短头发，好让白发不那么显眼。调皮的我和陈勇斌一起还发现他的理发周期一般不超过半个月。黄老师不苟言笑，不怒而威，却又威而不发，从来没对我们发怒过。但有一次他真的生气了，当然不是针对我们。那是高考的第一天，黄伟同学在考试前不知为什么突然鼻子大出血，没法止住。黄老师闻讯赶到，叫上黄聿善等几个同学把黄伟抬到了学校卫生室。校医显然没见过大阵仗，也可能是医术不过关，面对如注的鲜血不知所措，毫无作为。黄老师显然发怒了，对校医瞪眼吼道：“出了问题你要负责。”

黄老师平常不怎么运动，但为了让我们多参加锻炼，还身体力行，可谓用心良苦。那届校运会开始报名时，班上“读书仔”们怕耽误学习，报名积极性不高，几番动员后效果还是不佳。黄老师便身先士卒，带头报名参加中年组跑步比赛，这下才把同学们带动起来。黄老师那次上赛场还很富有戏剧性。那组比赛就黄老师和一个工友，平时像济公般疯疯癫癫的工友那天表现奇佳，在我们的加油声中默契地和黄老师一起冲过了终点，他们并列第一名！

黄老师如严父又如慈母，我这个不省油的灯就没让他少操心。上课时，我和同桌陈勇斌在课桌下捏手较劲；下课铃声还没打住，我就一阵风跑出了教室，在枇杷树上荡起了秋千；晚上的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等太过诱人，每集都不能落下：如此“优秀”表现，成绩自然可想而知。为此黄老师常常找我个别谈话，谈过后立竿见影，成绩就上去。可我顽性不改，过段时间又故态复萌，老师便又找我谈话。如此往复，我的成绩总是起起落落，而我有着多次考前突击就可以考好的“成功”经验，总是不以为意。直到高考前两个月，我才发现这次“牛犊”遇上“真虎”了。我抱起书本一对照，才发现欠账已太多太多，任凭怎么突击都无济于事了。我手足无措，直想放弃，老师发现了我的尴尬处境，指导我掌握复习重点。高考成绩出来后，我还是名落孙山，但离录取线不算太远，只差11分。

高三开学时，黄老师找我和勇斌谈话，建议我们调整座位，而我们经历了失败教训也就决定愉快“分手”。我和邱维锥成了同桌，这之后的我像换了个人，上课认真听讲，作业完成后还把第二天课程预习一遍，单元考试用不着突击就能考出高分。到了1981年12月，就在我踌躇满志想在来年一显身手时，我父亲因中风无法坚持工作提前离休。那时离休干部可以照顾一个招工指标，我父母坚持让我马上参加工作，而我又心有不甘。进退两难时，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黄老师。老师了解情况后思索了一阵说：“这个选择还真难，我要考虑考虑再给你建议。”两天后，黄老师找到我说：“按你最近的学习状况，明年考试的成功率很大，但你父母的决定也很现实。其实生活就是平平淡淡，读完大学后走上社会也总要谋求一份职业，安安稳稳地生活。你现在就参加工作也是不错的选择，况且在工作中你还有学习机会。”就这样我最终决定参加工作。失去时方觉珍贵，本应12月份到单位报到的我，在无比留恋中“赖”在班级里又多读了一个月书，到翌年一月才报到上班。就这样我背着志向未酬的遗憾和辜负老师父母希望的愧疚，不敢跟任何一个同学话别，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的母校——古田县第一中学，结束了我四年又四个月的中学时代。一个月后，老师为我办理了毕业证。我到他那领取时他一再叮咛：“有学习深造的机会一定要把握。”这次我不敢再辜负老师的期望，1983年我考进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1986大专毕业；后来，又在职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取得本科文凭。1987年，因全县集中发放居民身份证工作，我和师母刘赛贤被抽调到一起短暂共事。从师母那里，我了解到老师当年帮我抉择时还把这难题带回家里与她一起讨论商量。老师真把我们每个学生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授其知识，教其为人，思其前程，谋其未来。

我总认为人生中相遇的每一个人都是缘分，都应该珍惜；我更认定每个帮助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贵人，我们的恩人，更不该忘却。古训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老师们对我们的付出应该是“涌泉之恩”，却不希冀得到回报，也没有得到我们的点滴回报。但我深深相信老师们的浓情深恩一定都在每个学生的心中永久珍藏，一生铭记，任凭岁月流逝，风雨沧桑，却历久弥新，永不褪色。老师是我们心中永远明亮的灯！

郑兴生，古田一中高中1981届校友，现为古田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