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我作为第一批下厂学工的学生来到了校办工厂，也就是五七厂。当时的校办工厂刚开办不久，工厂里设有金工、铸工、木工和银耳4个车间。人员方面还从县农具厂和机械厂正式调进三名工人师傅，他们分别是锻工江阿妹、车工赵仕銮、木工朱文华。另外还从社会上聘请了一些有经验的师傅，当时学校分管工厂的是工宣队的饶忠林。

下厂的第一天，因为工厂刚办起来，许多工作还没就绪，我们先被安排去挖金工车间门口的路。那时，金工车间就在现在学校的服务部，车间的大门口正对着一个高1米左右的小山坡。我们要把小山坡挖平，修出一条路来。一声令下，说干就干，同学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干劲十足，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原计划要用两天时间挖的路挖好了。一条平坦的大路呈现在我们眼前，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工人师傅说: “好样的，真能干啊！”一位同学高兴地说：“我们能干是出了名的呀！师傅，您知道吗？我们这批同学都是从各班抽选来的优秀学生啊！哈哈哈！”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被安排去龙亭搬运旧机器设备和厂房所需的材料。大家浑身是劲，拉着板车，心里充满着新鲜与喜悦，一路上欢声笑语。去龙亭的路上，我还不时看见两个不熟悉的身影，他们总是带头抢着拉车卸货，外衣也脱了，脸也花了，还一身汗水。我好奇地问班长庄亦钦：“他们是谁啊？”班长说：“那个高高瘦瘦、背有点驼的叫丁福官，是学校的电工，以后就是校办工厂的仓库保管员了。另一个中等身材，满脸笑眯眯的叫林炳新，是校办工厂的采购员。”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他们，他们是最早来到工厂的那一批人。为办好工厂，他们出了不少力，也操了不少心。丁福官是校办工厂的好管家，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以厂为家，认真管理好工厂的一草一木。林炳新不辞辛苦，长年累月在外奔波，走南闯北，为工厂争取到了不少生产订单。他深得大家欢迎，学生们都很喜欢跟他开玩笑。

设备拉回来后，我们这批学生就被安排到各车间各工种去跟着工人师傅学技术、学手艺，真正开始了学工生涯。我当时在金工车间学车工，年轻好学、肯钻研是我们这批学工同学的共同特点。当时社会上的学徒工学技术、学手艺都要三年才能出师。而我们只用了几个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师傅的技术、手艺学到了手，个个都能自己独立操作，个顶个地跟工人师傅轮班上起了夜班。当时大庆油田急需一批管道和阀门，时间紧，任务重，金工车间全力以赴，安排三班倒。车间里灯火通明，机器轰鸣，马达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转，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电焊的弧光一闪一闪，非常耀眼。锻工师傅抡着大锤在火炉前有节奏地打造着刀具。锋利的车刀削铁如泥，加工着车床上飞转的丝杆、螺母。架在刨床上长长的刨刀不慌不忙、一前一后地在刨平工件。钻床上夹着亮晃晃的钻头，也在飞快地给管道钻孔。同学们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工作既专注又认真。空气中都透露着一股快乐！

1971年，学校很快又组织起了第二批下厂学工的学生，并派林昌赐任厂长，工宣队叶朝良也负责管理。这时王家滋老师来到了校办工厂，来到了铸工车间。我初次认识家滋老师，是他在学校教体育的时候。本来他是数学老师，只因当时学校缺体育老师，他就奋勇顶上。我当初对他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只觉得这个老师真高啊！来到工厂后，他很快就跟大家打成了一片。他很会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有很强的领导能力，有一股别人没有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同学们都非常信任，喜欢他，有什么高兴的事，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与他一起分享。有什么烦心的事，也愿意向他倾诉，希望得到他的安慰。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大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王排”。铸工车间的活又脏又累，有“王排”在就有笑声在，再脏再累的活也不在话下。

铸工车间每到开炉的日子，就像过节一样热闹，因为开炉需要大量的人手，每到这时各车间都会派出人员去支援。这时车间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高大的冲天炉火花四溅，鼓风机呼呼地吹入热风，一铲铲生铁、一铲铲焦炭被不停地往炉里加。炉头师傅们穿着防护服，戴着安全帽和防护镜，拿着铁杆在炉前不时拨动着铁水，火光照亮了他们又红又亮的脸。炉内铁水滚滚，温度高达1500 ℃；铁花绽放，炽热耀眼。同学们雄赳赳气昂昂而又小心翼翼地抬着一包包铁水穿梭在车间里，全神贯注地浇注着铸件。滚烫的铁花随时都有可能飞溅到大家的身上或脸上，这时既要忍住灼热的疼痛，又要沉着冷静。老大哥“王排”在车间里跑前跑后地指挥着大家，关照着每一个同学。连续十几个小时紧张、有序的工作后，开炉结束了，大家也都筋疲力尽了，有的同学倒地便睡，但经过一天休息，一个个又都精神抖擞起来。

花开花落，四季轮回。金工车间门口的枇杷树每到秋冬季节就开出一朵朵黄白色的小花，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芳香，沁人心脾。到了来年五六月，满树的果实就成熟了，枝头上挂满了金黄金黄的枇杷，十分诱人。我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枇杷树前经过，白天我们不好意思去摘。轮到夜班下班，夜深人静，车间门外的灯光照射在黄澄澄的枇杷上，我们就被吸引住了。有时也会来到枇杷树下，挑选几个又大又黄的枇杷来解馋。咬一口，哇！真是甜到了心里!

“哎呀！这么大个、这么黄的枇杷，怎么还这么酸啊！”一个男同学皱着眉头、咧着嘴巴大声叫道。我们看他手里拿着的被他咬了一口的青色枇杷，又看着他那又滑稽又夸张的神情，都笑疼了肚子——原来他患有色盲症!那天晚上笑声一定传得很远，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说起这枇杷树，我们就想起了林春森老师，当时校园里的枇杷树、桉树、女贞树、扁柏、圆柏等都是春森老师带领生物组的老师协助总务处选择种植的。70年代初，春森老师简直就是学校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他每天头戴着斗笠，脚穿着解放鞋，挽着裤脚，扛着锄头，走在校园的小路上。他的身影还常常出现在学校门口的二亩杂交水稻的试验田里，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目光炯炯，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农。

记得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我们全厂出动坐着拖拉机去下洋村砍回好几车竹子，在当时的教工食堂面前围上一大块空地，在春森老师的指导下，种上了豆子。他耐心告诉我们坑要挖多大、多深，间距、行距要多宽，每个坑要放多少豆种，种完后要注意哪些事项。他讲得又认真又细致，汗水不时地从他那古铜色的脸上流下来。那年我们校办工厂种的豆子收成出奇的好！

张木金老师是外地人，住在教工宿舍，在银耳车间带领下厂的学生搞银耳培育。银耳培育从椴木打穴接种到木屑瓶栽，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木金老师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社会上致力于研究银耳栽培的人士和一些银耳种植专业户都会经常到古田一中来，向木金老师请教。木金老师为人和蔼可亲、乐观风趣，除传授有关银耳培育的技术外，还时常在车间为同学们表演一些小魔术，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乐于助人，对学生非常关爱。1972年冬天，我和陈爱金同学要搭乘为校办工厂运货的便车，去三明机砖厂看望在那里支援生产的同学。为了赶时间，货车装完货后要在下半夜凌晨两点出发。当时我们没有手表，宿舍也没有点钟，怕误了坐车时间，只好打算整夜不睡觉。木金老师知道后，随即摘下手表，递给我。我说：“这怎么行，我们是凌晨两点出发的，出发前要把手表送还给您，不是吵得您一夜都睡不好吗？”“我少睡点觉没关系，只是别耽误了你们坐车的时间呀！”木金老师慢声细语地说，声音非常好听。四十多年来，一想起这件事，我心中就充满温暖。

陈学庚老师当时是被列为“走资派”下放到校办工厂劳动的，一开始他被安排在铸工车间。刚来时，他整天埋头干活，沉默寡言。跟大家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脸上才慢慢有了笑容。他知识面广，知道的东西多，大家都喜欢跟他聊天。后来，厂里考虑到他身体欠佳，把他调换到仓库去协助丁福官老师管仓库，做些登账记数的工作，这样他才离开了铸工车间那高强度的劳动。学庚老师个头不高，却很有智慧，有钻研精神。在逆境中他并没有颓废，还非常乐观。他在仓库的那几年中，我经常看到他一有空就在认真演算数学题，精心研究代数几何。一次我对他说：“陈老师，您现在不教数学了，怎么还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去研究数学和做数学题啊？” 他满脸微笑着说：“不会总是这样的，经常做做题目就不会忘记，以后总会用得上。”后来果真被他说中了，没过几年，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学校的教学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学庚老师也恢复了副校长的职务，回到了他擅长的高中数学教学岗位，重新施展他的才干。

学校当时有个“文艺排”，后来解散了，全部学员也都到了校办工厂，因此学校把下厂的学生分成了甲、乙两个班，称为学工班。两个班的学生开始轮流下厂，一个月学工，一个月读书。在学工班的日子过得真是既充实又快乐，每天都会碰到开心事。那时学工班同学大都住在学校宿舍，天还没亮就起来军训，全班集合跑步。记得有一次集合前，宿舍楼外面传来了一阵阵哄笑声。有什么开心的事会乐成这样？原来是住在校外的一个女同学，早晨来学校军训，在那里绘声绘色地讲述昨天发生在大街上的一幕。一位她认识的胖阿姨，提着篮子上街买菜，不知怎么搞的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好家伙咧！这一跤刚好摔到了一头正在大街上慢吞吞散步的大肥猪身上。猪受到突如其来的惊吓，嗷嗷大叫着向前冲去。胖阿姨就这样趴在猪背上，被驮着一起向前飞奔了好几丈远。胖阿姨吓坏了，菜篮子也丢到了地上，慌得她不住地大声喊：“停下！停下！”街上的行人看到这一幕都笑弯了腰，不住地说：“奇迹！奇迹！”当我们听那女同学描述时，脑海中自然浮现出胖阿姨趴在大肥猪身上向前飞窜的画面，因而爆发出哄笑声。一阵阵清脆的笑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那个欢乐的早晨至今难忘。

一个月学工，一个月读书，日子飞快过去。教我们学工班物理的是陈培信老师，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没结婚，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吃。他一心扑在教学上，很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活力四射，激情满怀，不管春夏秋冬每节课都上得热情洋溢，满头大汗。他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找些练习给我们做，说你们学工班的学生课上得少，千万别放弃学习，多做些练习是有好处的。他对学生关爱有加，学工班的学生也非常敬重他。记得1972年他结婚的时候，校办工厂全厂上下一片喜气洋洋，那天厂长派开车最稳妥的刘文寿同学开着校办工厂的拖拉机去湖滨乡永洋村接新娘。

秦秀鋆老师当时是学校的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很时髦，头发永远都梳理得一丝不乱，衣着考究。夏天走在路上手里都撑着一把小洋伞，脚下穿着的凉鞋总要配上一双好看的白色丝袜。当她优雅地走在校园里时，总会吸引来无数的目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女同学身上的衣服不是蓝色就是灰色，秀鋆老师的穿着打扮给我们带来了赏心悦目的享受。秀鋆老师当时30多岁了，也还没结婚，一个人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教我们学工班的数学，还当我们学工班的班主任。别看她打扮着像个洋小姐，骨子里却透着一股男子豪气，她讲话声音又高又快，办事干练，不怒自威。授课则条理清晰、简洁精练、重点突出。她很敬业，身体不好，经常胃痛，但一直坚持上课。记得一天清晨，她胃出血，晕倒在宿舍，还是校医和我们学工班的男同学一起送她去医院的。她是我敬佩的一位好老师。

郑慕韩老师是个全才，他不仅书教得好，管理起工厂也是一把好手，开辟第二课堂研制农药化肥和生产肥皂、糖化饲料也很在行。慕韩老师身材高大魁梧，办事却十分仔细认真，事必躬亲。肥皂制造技术他早就传授给了下厂学工的学生了，可是每次生产肥皂，他都要亲临车间作进一步的指导（煮肥皂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记得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慕韩老师带着他的小女儿还在车间里忙。当时他的女儿才六岁，长得又漂亮又可爱，下厂的同学们都非常喜爱她。大家逗她：“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郑群。”“什么‘群’呢？”“一群群的‘群’。”“哦！是一群群牛，一群群羊的‘群’对吗？”“是啊！”乐得大家哈哈大笑。慕韩老师望着他的小女儿，疼爱地纠正：“你以后要跟姐姐们说是群众的‘群’，别说一群群的‘群’哦！”小女儿扑闪着大眼睛也笑了。斗转星移，当年梳着两根羊角辫，天真活泼的小女孩，现如今早已远走高飞，去了美国，在大洋彼岸成就了一番事业，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还是个物质非常匮乏的时代，像肥皂这样的生活用品还要靠票供应。校办工厂生产的肥皂却可以作为劳保福利，每个月都按一定的标准发给大家。社会上的人见了非常眼馋，说：“你们校办工厂真好，还有肥皂发呢！”“因为我们有个会做肥皂的化学老师啊！”大家自豪地说。

当时慕韩老师还教我们学工班化学，他不但做事认真，还是个非常信守承诺的人。记得一次期末考试前，慕韩老师说晚上要来给大家复习化学（文革时期学校没有晚自修）。我们一吃过晚饭就跑到教室一边聊天，一边等待老师。谁知这时却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雨越下越大，眼看一时半会停不了。同学们望着门外的大雨说：“今晚郑老师肯定不会来了，就是来也要等雨小点再来。”可话音还没落，慕韩老师已经站在了教室门口。教室里一下安静了下来，大家惊喜地看着慕韩老师，只见他脚穿雨鞋，高高挽起的裤脚都被雨淋湿了，衣服也湿了一大块，手中合起来的雨伞还在不停滴水，脸上也挂着雨水。外面的大雨还在哗哗下个不停，天空中还不时传来阵阵雷声。我急切地说：“老师，下这么大的雨，您怎么就来了？您身体不好，被雨淋病了怎么办？”慕韩老师掏出手帕一边擦着脸上的雨水一边说：“我答应你们的事，不管下多大的雨我都一定会来的，再说时间到了，我也不能让你们老等着我呀！”多好的老师啊，说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一转眼到了1973年，我们高中毕业了，学校从学工班抽选了一部分学生留在校办工厂当工人，我也有幸名列其中。当我们穿着工作服走在街上，引来了许多同龄人的羡慕。他们羡慕我们既不要去上山下乡，又能马上就有了正式工作，当上了工人。当时社会上的人，对我们校办工厂这批年轻工人评价也很高，他们说我们既有学校学生的朝气，又有工厂工人的豪气，走出来气质与其他工厂的工人就是不一样，大家听了心里美滋滋的。

重感情、讲义气，这也是当时社会上的人对我们校办工厂工人的赞誉，因为大家都是同学，所以也就特别重感情、讲义气。比如，个别同学家庭困难，全厂就组织捐款捐物，不管哪个工人生病了，第二天马上就有同学带着礼物上门看望、慰问。不管哪个工人家里出了事，都是全厂出动上门帮忙，出钱出力。生活在这样的大集体里真是很幸运、很幸福！

留校后，我们除了更加努力工作外，还热火朝天地搞技术革新，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当时李鸿钊师傅是学校聘请的一个技术人员，他是福州人，技术非常高超。他前后两次带我们外出参观学习，第一次带四个人去福州，第二次带五个人去外省，前后两次我都去了。回来后，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制作出了旋风头。旋风头一问世，我们加工阀门丝杆的工效一下子就提高了几百倍，要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不敢相信。试车那天，车床旁围满了人，大家心里又高兴又紧张，还有一丝的不安。机床的开关一按，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床，当阀门丝杆成品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一刹那，车间里一片欢呼声和称赞！旋风头的威力真是大得很，我们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

我们留校后，校办工厂真正成了全校学生的学工基地，各班学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每年都要轮批到工厂学工劳动一个月。这期间，丁光炎老师和陈西老师先后担任过工厂的负责人。校办工厂初期主要生产大庆油田的阀门与管道，还有三明机砖厂的窑车。工厂发展很快，后来又盖起了新车间，增加了钳工、电工和喷漆三个车间，这时生产的主要产品则为教学仪器。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飞快过去了。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1979年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工厂。1981年师专毕业被分配回母校时，我发现原来在工厂工作的许多老师都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工厂，回到了学校，回到了他们教书育人的岗位。

对我而言，校办工厂值得回忆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了，以上所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鳞半爪。学工的生涯有苦亦有乐，但留给我的更多的是难忘的人和事。写到这里，我耳边仿佛又传来了学工班女生那欢乐的银铃般的笑声……

赵守梅，女，古田一中高中1973届校友，1981年毕业于宁德师专物理科，中学高级教师，长期任教于古田一中。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