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的一天，天气晴好，柚子飘香，魏治农先生挟着他心爱的历史课本稳步走进古田一中文科毕业班教室的大门，这年，他恰好年至天命。也许，他不曾想到，从他一脚踏进文科教室的大门起，许多学子的人生轨迹将发生彻底改变，从此走向梦寐以求的大学之门，走向五彩斑斓的世界。

魏治农先生

实际上，在这之前，就有许多学生放弃了读理科而改读文科，原因就在于听说学校新调进一个大名鼎鼎的历史教学专家。因为1978年高考，古田一中文科班考了个“光头”，没有一个同学被录取。

但是，魏先生并没有同学们想像中的专家派头，1979届校友钱长平先生回忆说：“见了魏先生，真是大失所望。他身材瘦削，面庞黝黑、棱角分明，头发蓬乱，是活脱脱的一个乡野农夫。而且，还有一个极其符合他形象的名字——魏治农。”不过，世上名不副实者多矣，多一个魏先生又何妨。笔者采访过先生的亲属和许多同事、学生，得知其“治农”水平实在有限，业绩几乎为零——他无法使自留地瓜果飘香、五谷丰登，也不屑于或者说不善于求田问舍。

古田一中1979届文史班毕业留影，前排右二为魏治农先生。

是的，魏先生不治农，他治教，治史，治学，而且治出了大名堂。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魏先生的课总是那样令人震撼、惊讶、印象深刻。

魏先生常说：“高考就是指挥棒，高考复习就是要跟着指挥棒转，因此，我们一定要研究高考。”毕业班的历史教学，魏先生总是先给学生们分析考情，以明确重点和难点，提高复习的针对性。1980年前后的历史试题，基本上考查课本内容。先生对历史教材和历年高考试题了如指掌，说起来总是如数家珍。根据他的研究，如果是当年刚考过的，则不会再考，如果是近一两年考过的，则有可能考查填空、判断和选择等题型，但不会考查简答题和论述题。然后便开始画书，大刀阔斧地删除他认为多余的东西，确定复习重点。学生们按他的话一章一节地画下来，留下的重点内容比原来课本里的少了许多，同时，他又会另外补充一些很有用的材料，绝不照本宣科。什么地方考名词解释，什么地方考简答题，什么地方考论述题，他都说得非常肯定，绝不模棱两可。因此，他的课一句废话也没有，简洁，清晰，重点突出，难点突破，好听又好记，许多学生听完课便会复述。因此学生们普遍喜欢上他的课，盼望着他来上课。

但如果认为魏先生的课就是画书，那就大错特错了。先生的本领在于猜题，就是说，他没有让画书的不考，考的都是画书的内容。这使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1983届校友周利新先生回忆：“魏老师上课画书的内容要么是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的命题出处，要么是简答题或论述题的答题要点，确实令人称奇。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考前给我们准备的八九道题，后来高考试卷中的三道大题居然都在里面! 魏老师真是太厉害了!” 当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先生的复习课实际上多少有一点专制，不过那是一种温情脉脉的专制。在以考查知识为主的高考背景下，这种课堂确实是非常高效的。

先生1928年出生于古田县历史文化名村罗峰村，1953年毕业于福州大学。调任古田一中历史教员兼历史教研组长之前，曾先后在福安师范、连江一中和古田五中任教25年，其中在连江一中任教并担任历史教研组长的时间长达18年。1977年，我国恢复了停止10年之久的高考，先生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历史教学与研究。之前因为身体欠佳，也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在家人的要求下，于1975年2月调到古田五中，该校当年的毕业生至今还对先生善于猜题的本事津津乐道——1978年高考，魏先生给学生准备20道题，后来考了19道。1978年9月秋季调到古田一中后，先生更加活跃起来。据钱长平校友回忆，先生当时频繁与省内的历史教学名家联系，探讨历史高考问题，其中也有一些还主动与先生联系，比如周宁一中的李文定老师等。除教学外，先生整天躲在办公室里潜心研究考试大纲、历届试题和历史教材，乐此不疲，废寝忘食。

因此，笔者认为，先生课堂上的专制除了当时普遍采取的教师讲授的授课方式这个原因外，更主要的是源于其学术上的自信，而学术上的自信则源于其对历史教学的热爱和多年的甘耐寂寞，潜心研究。正因为他对中外历史和高考历史的潜心研究，他才能够科学预测，锁定重点，精准发力，命中试题。这是他成就猜题传奇的根本原因。所以，“猜题”两个字说起来轻松，但其背后，不知凝聚了先生多少心血和智慧!

不过，应试有术远不是魏先生课堂的全部魅力，尽管对于许多当时的学生来说，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是决定今后穿皮鞋还是穿草鞋的关键战役。魏先生课堂的魅力，或者说他教学的效果，更在于展示一种学习方法，并给学生的思维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他曾对张锦官先生说，他的课堂崇尚“左右逢源，前后贯通”八字真言。事实正是如此。他的学生撰文回忆说：“高中阶段，对我的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不是数理化等应试科目的老师，而是历史老师魏治农。并不是说其他老师的课讲得不好，而是说不像他那样令人震撼、惊讶、印象深刻。应该是在高二，他讲授世界史。上课时，他基本不看教案，不照本宣科，不按课文的顺序讲，而是围绕本节课文的核心事件，把分散于不同章节的知识点有机的、富有逻辑说服力的串联起来，论述为什么在某个时间、地点，在某一个问题上会形成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最终的结果为什么会是那样……他侃侃而谈，表面上好像只是一节历史教学课，实际上是在展示历史学习的一种方法。”

该生接着写道：“我们可以把这种教学法进行抽象概括，提炼出普遍适用于其它科目的探究式学习方法：第一次接触新的知识点，要准确无误地理解它，记住它；在平时学习中，学生要独立自主地提出实际课题，把分散于各章节的知识点进行不同的分类整理，形成不同的知识系统，不要局限于课任老师归纳的题型；这些实际课题，实质上是诸多重要考查点的一个组合，从理论上说，组合数不胜枚举，只能掌握其中最重要的。把这种探究式学习方法推广到所有的科目，就会使自己的学习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个学生1961年毕业于连江一中，并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大学物理系，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我能考进北大物理系”。遗憾的是，魏先生在古田一中基本上在毕业班把关，而且1980年前后几年，高中学制多为两年，文理分科至高考的时间太短，更多的学生看到的只是魏先生的画书和猜题，而对于“左右逢源，前后贯通”的纵横捭阖，则不是经常能够领略得到。

其实，当时古田一中1979届文科班的学生哪里知道，眼前的这位“乡野农夫”虽名不副实，不善治农，却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经是誉满八闽的历史教学专家了。解放初期，福建高考成绩居华东各省之末，王于畊女士担任教育厅长后，提出依靠教师和校长提高办学质量的方针。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从1959年起，福建高考成绩连续3年在全国名列前茅，被誉为“高考红旗”，闻名全国。而1960年前后，先生任教连江一中高三历史，高考成绩连续名列全省第一，因此得到王于畊厅长的表扬，并经其提议，给予晋升两级工资(一级工资为8元)的奖励。当时获此殊荣的还有原福州一中校长、后来担任福建教育厅副厅长的知名教育家陈君实等名校长和名师。王于畊女士系当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叶飞的夫人，是当年新四军中的著名才女，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是个懂教育的教育行政官员。或许，懂教育的官员，才会格外赏识懂教育的校长，才会格外赏识懂教育的教师。1960年，连江一中夺得全省高考红旗。同年2月，福建省第八次全省中教会议召开，由于魏先生高考业绩突出，便代表连江一中参加会议。他原本坐在会议室的后排，主席台上的王厅长看见魏先生后，硬是让他到第一排就坐，并当众对他赞赏有加。

这次会议上，王厅长在介绍一些名师的教学经验时，提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认真备课“吃透两头”(吃透大纲、教材和学生)和“四熟悉” (熟悉大纲教材，熟悉学生，熟悉生产劳动和国家大事，熟悉教学方法)。笔者推测，王厅长强调的指导意见一定包含魏先生的教学经验和智慧，甚至，正是魏先生的教学风格成就了她的教学主张也未可知。因为魏先生就是这样做的，而当年王厅长经常到福州市区及附近的基层中小学校蹲点，指导工作。更何况，她熟悉魏先生，而且那么赏识他。

对于王于畊厅长的奖励和赏识，估计魏先生是颇为自豪的，他晚年曾跟黄育涛老先生等多人提及此事。或许，魏先生是把王女士引为知音的，教育官员和基层教师心有灵犀，大概也算是那个时代的教育佳话吧。

如果说魏先生的历史课让学生们感到惊讶和震撼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让学生们感到震惊、甚至觉得不可思议了。一天，明明课程表上安排的是地理课，可来上课的却是魏先生。本来，这也没什么，老师临时调课也是有的。但是，这次魏先生开讲的不是历史，而是地理复习课，更奇妙的是，魏先生的地理课上得是那样娴熟自如，娓娓动听，丝毫不亚于历史课，让学生分不清先生到底是历史教学专家还是地理教学专家。原来，1980年前后，古田一中各科师资普遍紧缺，地理教师更是严重缺乏。于是，魏先生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承担毕业班地理科教学。实际上，学生们哪里知道，先生在福州大学所修的专业，可是史地专修科，相当于历史和地理双料专业。不过，古田一中的老辈教师普遍学养深厚，不少老师能胜任多学科教学，陈祖泽老校长古稀之年尚在师范班教授数学，而他大学的专业却是教育和中文；郑慕韩老师当年任教玉高，曾将高中数理化教个遍，而他大学的专业却是化学。

1979年高考，古田一中文科上线率跃居宁德地区第一名。当时文科班共有40人，大专以上的就考了10多人。许多学生史地两科高考成绩之和，超过了其他三科的总分(当时外语作为参考，不计总分)。而1980届文科班，陆开锦校友就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大学，此后古田一中文科班一路凯歌，30多年来时常独领风骚。魏先生为古田一中文科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当之无愧的功臣。

凭借出色的教学业绩，尤其是高考研究的卓越成效，1980年前后，魏先生多年担任福建省历史科评卷委员会委员，指导高考评卷，解答疑难问题。1979年阅卷回来后，魏先生曾对钱长平校友说过一件趣事：高考最后一道20分的选做题有一题考查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危害及我党如何纠正的问题。这是整张试卷的压轴题，综合性大，许多考生在回答如何纠正时只答到遵义会议。而事实是，遵义会议只解决党的军事路线问题，政治路线的问题直到延安整风运动才得以解决。当时有一所名校的一个历史教学权威觉得标准答案不够科学全面，去请教魏先生，建议另一种答案也可以得分。魏先生说只能按标准答案评卷。那个老师不服气，说：“我看，你们古田一中的学生也不会答得那么好吧？”魏先生反驳道：“我们古田一中的学生，别的题目会不会我不知道，偏偏这道题都会!” 钱长平校友说：“魏先生的课既注重系统性，注重将分散于不同章节的内容融会贯通起来，又不忽视细节，像这些问题，自然难不倒我们。”笔者以为，魏先生这样回答，自然有自卫反击的意味，当然，你说他自负也是可以的。但自负总是与才华相伴而行，而与平庸无缘相聚。

但成绩的背后，是魏先生的昼夜忙碌，无私付出。钱长平校友曾在《忆魏治农老师》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魏先生的身体一直不好，有胃病宿疾。教我们的200多天里，曾两次胃出血，脸色青白，绵软无力。我们都觉得老师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养病。但铃声一响，他定然又出现在讲台边，依然目光炯炯，声音宏亮，硬是没缺过一节课……别人放寒假了，老师还在义务给我们上课，直到大年二十九日(除夕)早上，而正月初三，老师又带领我们开始了新的征程。”当时高中学制为两年，而古田一中1979届学生直到高二上期中考后才分文理科，复习备考的时间异常紧张。

魏先生调到古田一中不久，恢复高考后的师范院校大学生相继毕业并分配到一中历史组，如谢丹东、陈泽霖、陈斌、曾少林和谢志坚等老师。这时候，魏先生在教学之外，又多了一份神圣的使命，即悉心培养青年教师，使他们尽快脱颖而出，成为教学骨干。他本人广涉古今中外历史，学识渊博，而且对历史教学与考试的研究异常执著，治学严谨，因而他对新教师的要求就特别严格。

回忆起魏先生和他当年对自己的提携与奖掖，1979届校友曾少林老师总是充满敬佩与感激。她说：“魏老师是我省历史教学权威，他的专业造诣和崇高地位对古田一中的历史教学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1985年我初登教坛，就能得到魏老师这样的专业良师指导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他培养新教师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求严，二是肯放手，效果非常好。刚到一中，他就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现在要非常用心、非常用功地去做，积累深厚了，才会得心应手。’我努力践行老师的教诲，认真备课上课做教研，每年至少完成一篇论文。他经常去听青年教师的课。我不知道他到底听了我多少节课。他要求我上课每个知识点都要讲得准确、精辟而到位，这促使我认真备好每一节课。而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因为要查阅资料，就会积累新知识，发现新教法，接触新理论。文章写好后，他会帮你推出去，推到市里，推到省里。同时，他会创造条件让青年教师走出去，比如去上公开课，去开研讨会等。所以，毕业没几年，我出去开会，大家就会认识我了。”

魏先生多年担任古田县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对组织教研活动总是不遗余力，尤其是晚年，更是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将历史学会的活动开展得风生水起，在省内外都很有名气，让其他学科的学会望尘莫及。他坚持每年召开县高三历史教学研讨会，多次组织县历史教学年会，并曾承办省初中历史教学研讨会。开会就得花钱。当时这些会议的经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与会者交纳的会务费，二是有时承办学校会补助一顿晚餐，三是教育主管部门有时会拨一点款，四是组织者(承办者)自筹的赞助费。如果想将会议开得体面一点，或者需要外请专家，则更要多方筹措赞助费。好在魏先生桃李满天下，担任乡镇长和局长的弟子多的是，他们又都敬重他老人家，再说，老师为组织教研活动呕心沥血，做学生的略尽绵薄之力也在情理之中。因此，魏先生的学生一般都乐于赞助，魏先生自然就顺利地筹集到经费。

古田县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部分同仁合影，前排左三为魏治农先生。

有一次，省里的一个历史研讨会在古田举办，魏老先生为经费问题而忧心忡忡，后经其弟子钱长平老师点拨，便向时任湖滨乡政府乡长的池小平校友拉赞助。池乡长非常爽快，答应给魏先生需要的两千元赞助。魏先生来取钱的那天，刚好池乡长去常坝村指导工作。秘书打电话给池乡长，池乡长连忙急匆匆赶回来，批了两千元给魏先生。魏老先生对此事甚感自豪，曾向钱长平老师详细描述其中细节，并对池小平校友多有褒扬。

当然，筹钱也要讲究方法。古田教育界曾流传一个典故，道是魏先生筹措资金时常对学生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既然认得我，我现在开历史年会缺少经费，请你给我赞助多少多少块钱。

在学生和同事的眼中，魏先生是一个富有情趣充满温情的老先生。他的老同事王妹财老师说，魏先生阅历丰富，知识渊博，诙谐有趣，非常健谈，课余也偶尔搓搓麻将，烟抽得很厉害，一根接一根，手指都熏黄了，但一般不在上课抽。钱长平校友回忆说，高考一结束，魏先生即叫他到家里，让他从头到尾讲一遍历史科的答题情况，然后给他估分。本来估计的成绩在80分以上，魏先生颇为高兴，因为那一年的高考历史难度相当大。后来实际的成绩只有77.5分，魏先生嗟叹不已，连声念叨：“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魏先生对犯错学生的处罚也别具一格。他上课要求学生提前做好准备，不能迟到，万一迟到了，也不要喊报告，轻轻走到自己的位置，再站着听课两分钟，经他允许后再坐下。老先生偶尔也会与学生神侃自己的过去，甚至还会自我曝光。1980年暑假的一天，钱长平和陆开锦等校友在魏先生家里闲谈。魏先生说他福大刚毕业到福安师范教书，第一次上课时异常紧张，手足无措。于是就故作镇定，拔出钢笔照着点名册给学生一个一个点名，点好名后将钢笔重新插回口袋。可是插一下，滑到旁边去，再插一下，还是滑到旁边去，因为手抖个不停——当时先生穿中山装，左胸前小衣袋的袋盖留有一个缝隙，用来插钢笔。陆开锦校友还追问：“那你有没有放声大哭？”于是师生开怀大笑，其乐融融。

魏老先生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但对孩子的教育比较开明，在学习成绩上从不苛求，重在教导他们诚恳待人，认真做事，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他的女儿魏宝和女士回忆说：

“我当年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凤埔乡西溪小学，难免有情绪。父亲说：‘你做牛，还怕没田犁吗？为什么要呆在县城？’母亲反驳：‘田也分山田和洋田，山田难犁，洋田好犁。’但他不为所动，认为要服从分配，不能去麻烦别人。古田城关到西溪小学有一个小时多的车程，我有时是周一早上乘车到学校上班。父亲一大早就来擂门，催促道：‘快点去，快点去，像你这种态度，如果是我当校长，早就将你开除了。我以前在外地教书，都是提前两天到校，最后一个离校。’我有时抱怨工作太苦太累，父亲总是安慰说：‘年轻人苦点累点好，做的是别人的事，学的是自己的艺。’

“父亲一辈子就懂得教书，拿一份工资，养一家人，我们家的生活是很清苦的。除他外，我们全家都是农村户口，城关也没有房子。1984年，我母亲才带着小弟承强到古田一中读初中，之前都住在老家罗峰村。父亲去世时，没有留下一分钱给我们。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全靠自力更生。”

对于魏老先生“就懂得教书”这种“行径”，其族弟魏鉴串先生颇有同感。他说：“治农兄做事向来全身心投入，用古田话来讲，就是‘全斗押进去’。除教书外，其他的事确实管得不多。”钱长平校友与魏先生多有往来，曾多次看见他就着虾米吃稀饭。

魏老先生于2000年4月22日去世，享年73岁。虽然他没有留下一分钱给子女，但临终留下一句话，这句话被写进古田一中六十周年校庆时编写的《校志》。这句话是：我真舍不得与终生心爱的历史教学离别。

参考资料：①陈丹淮、叶葳葳《让人难忘的教育厅长——王于畊》，载《大江南北》2012年第10期。②马长冰《“高考红旗”再解读——兼论王于畊的教育实践》，载《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③墨涵予家教的博客文章《为什么我能考进北大物理系》。(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7760c0100fruk.html)⑤魏宝和、魏承强、魏鉴串、黄育涛、王妹财、张锦官、钱长平、曾少林、周利新、曾媖、郑碧珍等传主亲友、同事和学生口述。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