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当林春森先生扛着锄头，戴着麦秆笠，在古田一中花木葱茏的校园里盘桓，或者顶着烈日，在学校门口稻浪翻滚的实验田间劳作时，许多学生曾目之为一介老农。甚至，当时他所任教班级的学生也曾恭敬地戏称他为“老农”。

林春森先生

实际上，当时学校确有一个真正的老农，姓陈，给学生上劳动课。1969年“复课闹革命”后，理化生外体等课程被取消，代之以工基、农基、军体和劳动等课程。林先生本来教生物，此时便改教农基。当时学校拥有两亩实验田，林先生亲自耕种，同时悉心指导学生学习杂交水稻的制种和管理等实用技能。因为经常晒太阳，皮肤黝黑，加上年纪又偏大，看上去实在与农民差不多，故谓之老农。

但林先生毕竟是不一样的老农。他出生于1922年7月，系古田七保(即今桃溪村)铁门里鼎昌厝人。鼎昌厝乃玉邑名居，百年老厝，堂匾为“十德堂”，海峡版《古田古民居》一书有专文介绍。它的天井两边花架上种满了各色花卉，特别是两株百年山茶花，枝青叶秀，年年花开三色，白红黄相间，花姿优雅，芬芳袭人，把老屋点缀得格外幽静葱翠。林家系古田名门望族，家境殷实，诗礼传家，故先生青少年时代受过良好教育。他于1940年毕业于古田史荦伯初中，1943年毕业于南平剑津高中，曾在古田精英小学、古田玉屏小学担任过教员，并在闽江下游轮船公司任职过。解放后，曾一度任教于古田二小，后来参加全省统一招考，于1952年至1954年带薪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先在山东莱阳中学任教，1957年调回古田一中。

林春森先生(后排右二)1953年在华师大

林先生在教书育人上素以勤奋敬业著称。据他的大女儿林禾青女士回忆，先生经常为了解决白天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加班到深夜，但毫无怨言，乐在其中。“文革”前自不必说，其时先生年富力强，意气风发，潜心教坛，业绩突出，获得了师生的广泛好评。即便是在十年浩劫那样的非正常年代，作为一个正直善良和富有责任感的教师，先生依然顶着巨大压力，坚持传道授业解惑。1973届校友翁宋余等人说，先生为人温和慈祥，热爱学生。课堂上总是生怕学生不理解，反复强调重点难点，千叮咛万嘱咐，就怕学生学得不牢固；课后辅导也耐心细致，不厌其烦。而据1975届校友林兴华等回忆，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搞实用主义教育。但先生在教授农基时，总是尽量巧妙地给学生补充介绍相关的生物学知识，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他在讲植树的时候，就给学生介绍很多林业知识，如植物生长的理论等。这些知识在当时来讲，是属于纯理论的，无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起初还好，学生也乐于接受，因此颇受欢迎。1975年初，著名“文革”电影《决裂》上映，其中葛存壮先生饰演的教务主任孙子清教授，在课堂上起劲地给学员们讲解马尾巴的功能，却把前来找他为牛治病的农民轰出门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尾巴的功能”便成了嘲讽学究的流行语。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有的学生似乎得到启蒙，一天，先生在补充讲授有关理论之时，便站起来反对他，说他的授课没有结合生产实际，讲这些“马尾巴的功能”的理论，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好在学生只是在口头上表示反对，没有付诸其他行动

林春森先生(前排左二)1961年与团员学生合影

事实上，林先生上课善于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并注重与生产劳动的完美结合。他教授农基，一般先在教室介绍相关知识，然后下一次课就将学生带到实验田等地去实践，亲自下地手把手地教学生怎样拿着镊子对水稻进行人工传粉等技术，与其他农基教师光在教室里滔滔不绝地讲授而无法下田指导迥然不同。所以先生的农基课教学效果特别好，至今许多学生回忆起当年在田间上课的情景，依然津津乐道。

1977年底恢复高考制度，1981年生物科纳入全国高考。其时林先生已年近花甲，依然坚守教学第一线，而且所任教的班级还是快班，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这远不是最主要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期，生物科学经过20多年发展，已经与之前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我国生物教科书编写中过分强调政治因素，教材中的遗传学内容局限于苏联的米丘林学说，对诸多遗传学成果采取排斥和批判态度。“文革”结束以后，拨乱反正，生物教科书中引入了大量现代遗传学内容，比如孟德尔的遗传学说等。林先生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他学的正是米丘林理论，而这个理论当时已被我国教科书编写者所抛弃。当然，变化的还有教材其他方面的内容，比如新增的有关DNA的内容等。另外，当时生物科刚恢复高考，系全国统一命题，但难度不统一，有的很容易，有的又太难，难到许多任课教师都无法解答。这样，教材和高考内容的变化都给林先生等老教师提出巨大挑战。先生当时担任生物教研组长，按常理说，他完全可以不教快班而到普通班去上课。这样，边自学边备课，至少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林春森先生1982年在武夷山采集生物标本

但是，林先生硬是老当益壮，知难而上，出色完成教学任务，赢得师生好评。事隔近40年，刘国亮老师回忆起林先生当年的备课情景，仍然充满崇敬之情。他说：“我是古田一中1977届毕业生，林先生是我农基老师。1980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母校任教，林先生是我的教研组长，我们教的是同一个年段。由于教材和高考内容的变化，老教师们基本上都要边学习边教学。为了提高学习效果，林先生还曾让我讲解新编教科书中那些相对比较前沿的东西。老先生听得很认真，笔记也记得很详尽，有时还提出疑难问题共同探讨。先生备课非常到位，常常准备一详一简两份教案。”

刘老师感慨万千，他接着说：“林先生他们在‘文革’后的教学其实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因为他们原来所学的大都是有争议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文革’后许多都被抛弃了，这就存在一个知识更新的问题。而且，青春不再，精力有限，担任快班科任，又兼任教研组长，这些问题每个都有难度，都不好解决，但林先生硬是挺了过去。其间先生付出多少汗水我们可想而知，只有具备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许，正因为如此，林先生到了60多岁临近退休的那几年，教学业绩依然突出，尤其是1986年，他所任教班级的生物高考成绩还高居宁德地区第一名。

林先生曾担任过多年班主任，工作勤勉负责，重视抓班级纪律，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1966届校友林绍清说：“那时学校晚自修下班辅导没有津贴，林先生坚持无偿下班，经常找学生谈心，进行思想教育。后来我当班主任，林先生就成为我的表率。每天早晚都要到班上去转转，找一两个学生来谈心。”先生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并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形成教育合力，增强效果。“文革”前曾有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想辍学，他长途跋涉到僻远的山村家访，硬是说服家长克服困难，并调高该生的助学金，使之继续发奋学习，后来这个学生考上名牌大学，事业有成。

作为生物教研组长，林先生工作认真负责，对组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当时生物组除正常的教学和复习考试的任务外，额外的任务还不少，如管理鱼池和教学楼后面的柚子园等。恢复高考后，林先生虽然不再教农基了，但经常召集生物组的老师去锄草、灭虫等，说：“下午大家有空，我们一起去锄草，或者去杀虫。”因为林先生凡事亲历亲为，青年教师自然也就跟着去做。刘国亮老师说：“认真负责是古田一中老一辈教师的一贯作风，但林先生又特别认真。这种认真对我们生物教研组形成良好风气有莫大的促进作用。”那时生物教研组人数特别多，青年教师也不少。当时学校不要求坐班，但林先生特别要求组员早上8点到教研组开个短会，交流、探讨教学上的问题，类似今天的集体备课。如有青年教师无故迟到，先生就会给予严肃批评。组里其他教师如果言行不符规矩，他也同样批评。刘老师从此养成习惯，早上8点之前绝对到学校，不管有没有课，不管学校和教研组有没有要求。刘老师后来于1997年至2002年担任生物教研组长，其时古田一中高考连续多年红旗飘扬，他自然功不可没。

林春森先生(左二)1984在东山采集生物标本

林先生担任教研组长期间(1962-1987)，还为古田一中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时生物实验室位于操场东面，包括两间生物标本室和一间生物实验教室。最初条件简陋，设备不足。为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他把急需仪器教具列表上报，争取上级教育部门分期拨配。但办学经费紧张，有的标本也无处购买，所以他又组织同组教师和学生多方采集制作动植物标本，复制挂图和模型，还与古田县医院联系，取得不同阶段的引产胎儿，包括为倡导优生优育而展示的各种畸形胎儿，浸泡成颇为罕见的胎儿标本。迄今尚有3个完好的胎儿标本和多种自制的其他生物标本、模型和挂图尚在教学中使用。据黄育涛先生回忆，林先生热爱生物教学，对动植物标本制作情有独钟。有一次，林先生听说有人打死了一只老鹰，正在街上出售，高兴得不得了，急忙赶到街上不惜花高价将其买回，制作成标本，供教学使用。经过林先生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尤其是他本人不遗余力地对生物标本的选择、采集和制作，生物实验室的教学设备大大充实，为学生的观摩和实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禾青女士七十年代跟随林先生就读于古田一中，三十多年过去了，仍对当年的实验室记忆犹新。她说：“走进实验室，仿佛进入一个生物世界。各类标本琳琅满目，有人体骨骼和人的各类胎儿标本，有大到飞鹰小到蝴蝶的各类大小不同的鸟类和昆虫类标本……”她还兴味盎然地回忆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推开实验室大门，迎接你的居然是一只小乌龟，一只可爱的小乌龟。它是这里唯一的小动物，我每次进门都会跟它玩一会儿。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我爸只要家里有肉吃，他都要带一块与它分享，一养就是十多年。”  

林春森先生(前排左三)与学生们在一起

除正常的教育教学和教研组工作外，林先生还利用他所掌握的扎实的生物学知识，在银耳、水稻杂交试验和绿化校园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禾青女士回忆说：“自从我懂事开始，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几十年如一日，家务事均由我奶奶料理。周末和假日，父亲经常泡在学校里。有时明明在家里休息或用餐，但一见刮大风下大雨便不顾一切往学校跑。起先我不理解，我到一中上学后才发现，原来他在学校的试验田和实验室里培育有许多供教学之用的农作物，其中有水稻、多种嫁接的植物和菌类等。”

众所周知，我县是闻名海内外的食用菌之都，银耳产量多年高居全国首位。但银耳生产从自然段木栽培-室内段木栽培-瓶装木屑栽培-袋装木屑栽培-袋装棉籽壳栽培，曾历经艰难曲折的过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生活较为困难，而银耳很有营养价值，又可药用，经济价值很高，我县又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为银耳栽培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首先由张木金老师倡议，林先生和他协作，组织部分学生，用段木接入银耳菌种，在学校旧实验楼后面地上培育，获得一些银耳，但产量低，用材多，历时长。他们改革了栽培方法，最后决定用木屑取代段木。最初用广口瓶装入木屑并加入辅料，经过消灭杂菌，再接入银耳菌种，在室内培育，通过调节温度和湿度等外在条件，反复试验，银耳生产情况良好。同时林先生他们还与社会上一些银耳种植户交流经验，遂发明袋装木屑栽培和袋装棉籽壳栽培的新方法，形成大批量生产。林老先生晚年回忆此事时说道：“人工栽培银耳最关键的突破点就是以木屑取代段木。张木金老师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我能在银耳栽培的最初阶段也尽了一份力量，感到很欣慰。”

上世纪70年代初，林先生主持学校开展的杂交水稻试验，对宣传和推广杂交水稻的繁育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当时学校开辟有两亩多实验田，林先生经常将学生带到田里实习，指导学生学习杂交水稻制种和管理等知识和技能。他们还把自制的杂交稻种送给松台生产队种植，同时又用对照田比较，收割后得出杂交水稻确有高产性能的结论。时任古田县委常委的康通鉴同志还经常来校视察勉励。

作为我校元老级的生物教师和生物教研组组长，林先生为绿化美化校园，积极参与学校绿化规划，在花木的品种选择、种苗培育、种植管理等工作中投入了大量心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校如今绿树扶疏，鲜花盛开，因环境优美而多次被评为福建省花园式单位，林先生这个“老农”实在是厥功甚伟。1958年学校随城迁移，在荒芜的松台山坡建造新校舍，绿化校园、美化环境是一项重要工作。林先生和其他生物教师，主动配合学校总务处，制订校园绿化计划，选择绿化树种，拟定绿化布局，在道路旁、操场旁和宿舍旁，分别种植生长较快的桉树、苦楝树和女贞树；在教室前面种植常绿的扁柏、圆柏和小叶女贞；在旧实验楼前后和校门口水池东侧坡地上种植大片枇杷树。后来，又在新实验楼(即钟楼)前的花圃两旁种植了珍贵的宝塔形的雪松，在教学楼后坡种植了大片柚子树。随着校园建设的变化发展，又不断更新绿化树新品种，在门口大道两旁种植了翠绿挺拔的银桦树，为校园增添了美丽的风景。

林老先生是虔诚的生物教学工作者，始终充满敬业精神，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维护生态平衡和保护生态环境。他教育人们保护益鸟益虫，为此他终身不食用任何蛙类动物，这在师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据林兴华校友回忆，林先生在文革期间还经常不辞劳苦，利用周末时间回老家桃溪村去帮助村民搞森林保护工作。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他学的就是这方面的专业，帮助家乡搞森林保护是份内之事。

1987年夏天，林老先生告别了他热爱的讲台，作别了古田一中资深“老农”的生涯。但他早已巧妙地将自己的“老农”情结和祝福用两个女儿的名字表现出来，其大女儿芳名禾青，二女儿芳名苗青，两相叠加，即“禾苗青青”。不过，后来从禾青女士那里得知，笔者这种臆测未免太浅薄了。原来，林先生经历过抗战，深爱着自己的祖国，热爱生物教育事业，他还给自己的大公子取名国恒，这样，三个孩子的名字连在一起就是——国家永远禾苗青青!

林先生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对音乐情有独钟，早年拉得一手好二胡。在他的熏陶下，禾青女士从小学起就开始学习小提琴，国恒先生则为吹笛高手。退休以后，林先生成为虔诚的京剧票友，同时在房前屋后栽满了奇花异草，将简陋的居室绿化美化成一个美丽的花园。除观赏性的花卉外，偶尔也种一些实用的植物，比如葡萄等。他的学生和邻居、1979届校友钱长平老师说：“每当收获季节，林先生都会送来一大束葡萄，晶莹剔透，非常甜。”

先生的学生和同事赵守梅老师说：“林先生的最大特点是将学校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而在同事和学生心目中，先生还是一个忠厚长者，乐于助人，成人之美。上世纪80年代，家境并不富裕的先生曾将难得的一次加工资的机会让给其他老师。先生以其高尚之人品与突出之业绩，赢得了师生的广泛赞誉，多次被评为地区先进工作者。

林老先生现已九十又五，让我们祝愿他老人家长者长寿，寿越期颐。

参考资料：林禾青、林苗青、林峰、林绍清、林芝青、黄育涛、刘国亮、吴彩润、陈文聘、赵守梅、丁述榕、陈初良、钱长平、翁宋余、翁赐和、林婷婕、林兴华、周国珍、施仁权等传主亲友、同事和学生口述。

（选自古田一中校园文化丛书之《三山往事》，江元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本文如与原书有出入之处，以原书为准。）